地向我们叙说并摹仿。也有时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结交。也许我对她们只会远远地欣赏，阿必和她们却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讲究衣着，她是个很“帅”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开翻译大会到了北京，重游清华。温德先生见了她笑说：“Eh，杨必！
smartasever！”默存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阿必最vain”，可是阿必满不在乎，自认“最虚荣”，好比她小时候自称“皮蛋其脸”一样。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儿辛勤劳累，心疼地赞叹说：“真勇！”接下就说阿必是个“真大小姐”。
阿必心虚又淘气地嘻着嘴笑，承认自己无能。她说：“若叫我缝衣，准把手指皮也缝上。”家事她是不能干的，也从未操劳过。可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我们姐妹如有什么问题，总请教阿必。默存因此称她为“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认为“西碧儿”。
反正人家说她什么，她都满不在乎。阿必和我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她偶来北京，我们就更有说不完的话了。她曾学给我听某女同事背后议论她的话：“杨必没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名之”的什么东西。
）阿必乐呵呵地背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干吗！”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
两个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她打补针。她自己也努力锻炼，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
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把身体拖垮。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
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会再回来似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
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接着爸爸说：“至于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欠盲目。
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
”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身躯。这和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了。
《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如遗。她用“心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尔为她留得一篇。
我问她时，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她使我想起她小时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
”两脚急促地逃跑，总被妈妈捉住。这回她没给捉住，干净利索地跑了。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一九七九年，复巴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
据说，阿必那晚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卧房门，看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一九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