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食堂供绿豆粉做的面条。我捞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东西，半夜阑肚子了。那时我睡在缝纫室的高铺上。我尽力绥靖，胃肠却不听调停。独自半夜出门，还得走半条街才是小学后门，那里才有“五谷轮回所”。
我指望闹醒女伴，求她陪我。我穿好衣服由高处攀援而下，重重地踩在她铺上。她睡得正浓，一无知觉。我不忍叫醒她，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带个手电悄悄出去。我摸索到通往大厅的腰门，推一推文风不动，打开手电一看，上面锁着一把大锁呢。
只听得旁边屋里杂乱的鼾声，吓得我一溜烟顺着走廊直往远处跑，经过一个院子，转进去有个大圆洞门，进去又是个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见落叶满地，阒无人迹。我想到了学习猫咪，摸索得一片碎瓦，权当爪子，刨了个坑。
然后我掩上土，铺平落叶。我再次攀援上床，竟没有闹醒一个人。这个关也算过了吧？第五关是“卫生关”。有两员大将把门：一是“清洁卫生”，二是“保健卫生”。清洁卫生容易克服，保健卫生却不易制胜。清洁离不开水。
我们那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我记得五位老先生搬离第一次借居的老乡家，队长带领我们把他家水缸打满，院子扫净。我们每人带个热水瓶，最初问厨房讨一瓶开水。后来自家生火，我和女伴凑现成，每晚各带走一瓶，连喝带用。
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脸。我的手背比手心干净些，饭后用舌头迢净嘴角，用手背来回一抹，就算洗脸。我们整两个月没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们照应，每两星期为我们烧些热水，让我们洗头发，洗换衬衣。我们大伙罩衣上的斑斑点点，都在开会时“干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
这套“肮脏经”，说来也怪羞人的，做到却也是逐点熬炼出来。要不顾卫生，不理会传染疾病，那就很难做到，除非没有知识、不知提防。食堂里有个害肺痨的，嗓子都哑了。街上也曾见过一个烂掉鼻子的。我们吃饭得用公共碗筷，心上嫌恶，只好买一大瓣蒜，大家狠命吃生蒜。
好在人人都吃，谁也不嫌谁臭，压根儿闻不到蒜臭了。有一次，我和女伴同去访问一家有两个重肺病的女人。主人用细瓷茶杯，沏上好茶待客。我假装喝茶，分几次把茶泼掉。我的女伴全喝了。她可说是过了关，我却只能算是夹带过去的。
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其实算不得“过关斩将”。可是我从此颇有自豪感，对没有这番经验的还大有优越感。三形形色色的人我在农村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认识了一个个老大爷、老大妈、小伙子、大姑娘、小姑娘，他们不复是抽象的“农民阶级”。
他们个个不同，就像“知识分子”一样的个个不同。一位大妈见了我们说：“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我仔细看看她的脸。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缝纫室里有个花言巧语的大妈。她对我说：“呀！
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儿回去。”她是个地道的“劳动惩罚论”者。有个装模作样的王嫂，她是村上的异姓，好像人缘并不好。
听说她是中农，原先夫妇俩干活很欢，成立了公社就专会磨洋工，专爱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秆儿还没分发到户，嚷嚷说：“你们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惯冷水洗手！”我是惯用冷水洗手的，没料到农村妇女竟那么娇。我们分队下乡之前，曾在区人民公社胡乱住过一宵。
我们清出一间屋子，搬掉了大堆大堆的农民公费医疗证。因为领导人认为这事难行，农民谁个不带三分病，有了公费医疗，大家不干活，尽去瞧病了。这件事空许过愿，又取消了。我们入村后第一次开会，就是通知目前还不行公费医疗。
我们下乡的一伙都受到嘱咐，注意农民的反映，向上汇报。可是开会时群众哑默悄静，一个个呆着脸不吭一声。我一次中午在打麦场上靠着窝棚打盹儿，我女伴不在旁。有个苍白脸的中年妇女来坐在我旁边，我们就闲聊攀话。她自说是寡妇，有个十六岁的儿子。
她说话斯文得出会意外。她叹息说：“朝令夕改的！”（她指公费医疗吧？）“我对孩子说，你可别傻，什么‘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风一吹，还不病了！病了你可怎么办？”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场上跑来，那苍白脸的寡妇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妈，说的话很像我们所谓“怪话”。她大谈“人民公社好”，她说：“反正就是好哙！你说这把茶壶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说这条板凳是你的，好，你就搬走。你现在不搬呢，好，我就给你看着呗。”没人驳斥他，也没人附和。
我无从知道别人对这话的意见。有个三十来岁的大嫂请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说：“咳，家里来了客，要摊张饼请请人也不能够。”她家的糊窗纸都破了，破纸在风里瑟瑟作响。她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满的。有个老大妈初次见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攒着我的手，一手在我脸上摩挲。
十几天后又遇见我，又照样摩挲着我的脸，笑着惋叹说：“来了没十多天吧？已经没原先那么光了。”我不知她是“没心没肺”，还是很有心眼儿。我们所见的“堂吉诃德”并非老者。他理发顺带剃掉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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