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一点不像什么堂吉诃德。厨房里有亲兄弟俩和他相貌有相似处，大概和他是叔伯兄弟。那亲兄弟俩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个管厨房，一个管食堂。我上食堂往往比别人早。一次我看见管食堂的一手按着个碟子，一手拿着个瓶子在碟子上很轻巧地一转。
我问他“干什么呢？”他很得意，变戏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他说：“淋上些香油，给你们换换口味。”这显然是专给我们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觉得他不仅是孝顺的厨子，还有点慈母行径呢。食堂左右都是比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
一次，他指着院子里圈着的几头大猪，低声对我说：“这原先都是我们家的。”“现在呢？”他仍是低声：“归公社了——她们妯娌俩当饲养员。”这是他对我说的“悄悄话”吧？我没说什么。我了解他的心情。食堂邻近的大妈请我们去看她养的小猪。
母猪小猪就养在堂屋里，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母猪和一窝小猪都干净，黑亮黑亮的毛，没一点垢污。母猪一躺下，一群猪仔子就直奔妈妈怀里，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粮。大妈说。猪仔子从小就占定自己的“饭碗儿”，从不更换。
我才知道猪可以很干净，而且是很聪明的家畜。大妈的脸是圆圆的，个儿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里那个清秀老头儿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个赶车的矮胖小伙子准是他们的儿子。考试一下，果然不错。我忙不迭地把新发现报告同伙。
以后我经常发现谁是谁的谁：这是伯伯，这是叔叔，这是婶子，这是大妈，这是姐姐，这是远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听”，其实我并未“打听”，不过发现而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好像对他们就认识得更着实。
“蒙娜·丽莎”的爸爸，和管厨房、食堂的两兄弟大概是贫穷的远房兄弟。他家住两间小土屋。“蒙娜·丽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几个年龄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并不像什么“蒙娜·丽莎”。她梳一条长辫子，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花布棉袄，干活儿的时候脱去棉袄，只穿一件单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这样。
她的爸爸比较矮小，伛着背老是干咳嗽。据他告诉我：一次“毛主席派来的学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让给学生，自己睡在靠边的冷炕上，从此得了这个咳嗽病。我把带下乡的鱼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我怕他营养不良，那两瓶丸药起不了多大作用。
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大儿子新近应兵役入伍了，家里还有个美丽的小女儿叫“大芝子”，“蒙娜·丽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很坚决地声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来。”她那位带病的父亲告诉我：他当初苦苦思念儿子，直放心不下；后来他到部队去探亲一次，受到军官们热情招待，又看到儿子在部队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实了。
“大芝子”才八岁左右，比她姐姐长得姣好，皮肤白嫩，双眼皮，眼睛大而亮，眼珠子乌黑乌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脑门子上破了个相当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见了很着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带下乡的医药品，给她洗伤、敷药，包上纱布。
我才知道他们家连一块裹伤的破布条儿都没有。“蒙娜·丽莎”对我说：“不怕的，我们家孩子是摔跌惯了的，皮肉破了肿都不肿，一下子就长好。”大芝子的伤处果然很快就长好了，没留下疤痕。我后来发现，农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伤都愈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
也许因为农村的空气特别清新，我国农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我有一次碰到个纤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净可爱。她不过六七岁。我问她名字，她说叫“小芝子”。我拉着她们手问她是谁家的孩子。“我是我们家的孩子。”“你爸爸叫什么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你哥哥叫什么呢？”“我管我哥哥叫哥哥。”我这个“包打听”，认真“打听”也打听不出她是谁来，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是排行。大批萝卜急需入窖的时候，我们分在稻米之乡的分队也请来帮忙了。
萝卜刚出土，带着一层泥，我们冻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觉寒冷。那个分队里一个较年轻的同伙瞧我和老乡们比较熟，建议我去向他们借只脸盆，讨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见个老大爷，就问他借脸盆洗手。他不慌不忙，开了锁，带我进屋去。
原来是一间宽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房里的家具都整齐。他拿出一只簇新的白底子红花的鼓墩式大脸盆，给我舀了半盆凉水。我正要端出门，他说：“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为我兑上热水。我把冻手握在热水里，好舒服！
他又拿出一块雪白的香皂，一条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使用的。我怕弄脏了他的香皂，只摸了两下；又怕擦脏了他的毛巾，乘他为我泼水，把没洗干净的湿手偷偷儿在自己罩衣上抹个半干，才象征性地使用了毛巾。
主人又给舀了半盆冷水，让我端给大伙儿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动，或一路上泼泼洒洒吧？十几双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为泼掉的那大半盆热水可惜，只是没敢说。大家洗完了我送还面盆，盆底尽是泥沙。村民房屋的质量和大小，大约标识着上一代的贫富；当前的贫富全看家里的劳动力。
副队长“大个儿”家里劳动力多，生活就富裕，老乡们对他都很服帖。正队长家是新盖的清凉瓦屋，而且是楼房。老乡们对那座楼房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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