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好像对这位队长并不喜欢；说到他，语气还带些轻鄙。他提倡节制生育，以身作则，自己做了绝育手术。村里人称他是“劁了的”。我不懂什么“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让我问，过后才讲给我听。我只在大会上听过他做报告，平时从不见面。
大跃进后期，我们得了一个新任务：向村民讲解《农村十条》。生产队长却迟迟不传达。关于政策多少年不变以及自留地等问题，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们打听，听了还不敢相信。我很惊奇，怎么生产队长迟迟不传达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损自己的威信。
党支部书记肖桂兰是一位勤劳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岁，小我十岁呢，已生了四个孩子，显得很苍老，两条大长辫子是枯黄色的。她又要带头劳动，又要做动员报告，又要开会，又要传达，管着不知多少事。她苦于不识字。她说，所有的事都得装在脑袋里。
我和女伴儿的居住问题，当然也装在她的脑袋里。我们每次搬个住处，总是她及时想到，还亲自帮着我们搬。我女伴的铺盖很大，她自己不会打；我力气小，使足了劲也捆不紧。如果搬得匆忙，我连自己的小铺盖也捆不上了。肖桂兰看我们搬不动两个铺盖，干脆把一个大的掮在肩上，一个小的夹在腋下，在前领路，健步如飞。
我拿着些小件东西跟在后面还直怕赶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肖桂兰直爽真挚，很可爱。她讲自己小时候曾贩卖布匹等必需品给解放军，经常把钱塞在炕洞里。一次客来，她烧热了炕，忘了藏着的钱；等她想到，纸币已烧成灰。
她老实承认自己“阶级意识”不强，镇压地主时她吓得发抖，直往远处躲，看都不敢看。当了支书，日夜忙碌，自己笑说：“我图个啥呀？”她正是荧屏上表扬的“默默奉献”者。她大约“默默奉献”了整一辈子，没受过表扬。
村上还有个“挂过彩”的退伍军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个官衔。他生活最受照顾，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儿很和气，我曾几次到过他家。这位军人如果会吹吹牛，准可以当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儿一样天真朴质，问他过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挤牙膏”般挤出一点两点。
诱得巧妙，他也会谈得眉飞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离开那个村子一年后，曾寄他一张贺年片。他却回了我一封长信，向我“汇报”村上的情况。尤其可感的是他本人不会写信，特地央人代写的。
村里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肠大，一顿要吃满满一面盆的食。好在吃饭不要钱，他的食量不成问题。他专管掏粪，不嫌脏，不嫌累，干完活儿倒头大睡。他是村里最心满意足的人。最不乐意的大约是一个疯婆子。村上那条大街上有一处旁边有口干井，原先是菜窖。
那老大娘不慎跌下干井，伤了腿。我看见她蓬头垢面，踞坐地上，用双手拿着两块木头代脚走路。两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费力地向前挪动，一面哭喊叫骂。过路的人只作不闻不见。我问：“她骂谁？”人家不答，只说她是疯子。
我听来她是在骂领守，不知骂哪一位，还是“海骂”。骂的话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骂得很臭很毒。她天天早上哭骂着过街一趟，不知她往哪里去，也不知她家在哪里。四桩桩件件的事有一天，我们分组到村里访病问苦，也连带串门儿。
我们撞到了疯婆子家里。一间破屋，一个破炕，炕头上坐着个脸黄皮皱的老大妈，正是那“疯婆子”。我原先有点害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请我们坐，一点不儿像疯子。我坐在炕沿上和她攀话，她就打开了话匣子。
她的话我听不大懂，只知是连篇的“苦经”。我问起她的伤腿，她就解开裤腿，给我着伤疤。同组的两位老先生没肯坐，见那“疯婆子”解裤腿，慌忙逃出门去。我怕一人落单，忙着一面抚慰，一面帮她系上裤腿，急急辞出。我埋怨那两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们只鬼头鬼脑地笑，说是怕她还要解衣解带。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儿同组，又访问了几家。我们俩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后来我们跑到僻远地区，听到个妇女负痛呼号。我很紧张。我的女伴说，没准儿是假装的。我们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号勉强招待我们。她说自己是发胃病。
我们没多坐，辞出不久又听到她那惨痛的叫号。我的女伴断定她是不愿出勤，装病。可是我听了那声音，坚信是真的。到底什么病，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又看望了一个患风湿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寒气一逼，得了这个病，浑身关节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
虎骨酒很贵。他攒了钱叫家人进城买得一瓶，将到家，不知怎么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说到这瓶砸掉的酒，还直心疼。但他毫无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后每见虎骨酒，还直想到他。我们顺便串门儿，看望了不常到的几个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壮健的多半进城当工人了。
有个理发师不肯留在乡间，一心要进城去。但村上理发的只他一个，很赚钱，我们几位老先生都请他理发。那天他的老伴儿不在家，我们看见墙上挂的镜框里有很多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时髦，一张照上一套新装。我估计这对夫妇不久就要离村进城的。
有些老大妈爱谈东家长、西家短：谁家有个“破鞋”，谁家有个“倒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