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门”的女婿，谁家九十岁的公公溺了炕说是“猫儿溺的”，谁家捉奸仇杀，门外小胡同里流满了血。我听了最惊心的是某家复壁里窝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没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亲戚）。初解放，家家户户经常调换房屋：住这家的忽然调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调到这家。
复壁里的人不知房子里已换了人家，早起上厕所，就给捉住了。村里开办幼儿园，我们一伙七人是赞助者。我们大家资助些钱，在北京买了一批玩具和小儿书；队长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礼。我不会说话，老先生们教了我一套。
我记得村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接受礼物，表示感谢。村里的大妈起初都不愿把孩子“圈起来”，宁可让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觉的工人大嫂就表示过这种意见。可是幼儿园的伙食好，入园的孩子渐渐多起来。
工人大嫂家的二娃子后来也入幼儿园了。我问她吃了什么好早饭，她说吃了“苟儿勾”（豆儿粥），我听了很馋。扫盲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蒙娜·丽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扫地的姿势，笑说：“又要来扫我们了！”她们说：“干活儿我们不怕，就怕‘扫’我们。
干了一天活儿，坐下直瞌睡，就是认不进字去！”我曾亲身经历，领会到体力、脑力井不分家，同属于一个身体；耗尽体力，脑力也没有多余了。我女伴儿和我得到一项特殊任务：专为党支书肖桂兰扫盲。因为她常说：“我若能把事情一项项写下来，不用全装在脑袋里，该多轻松啊！
”可是她听到“扫盲”，就和村里的大姑娘们一样着急说：“又来扫咱们了！”她当然没工夫随班上课。我们的队长让我和女伴儿自动找她，随她什么时候方便，就“送货上门”式教她。我们已跟她说好，可是每到她家，总扑个空，我怀疑她是躲我们。
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诗和画总不能都由外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手包办啊。我们从本村的小学校里要了些男女学生的作文，虽有错别字，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却还明白。
我们把可用的作文变成“诗”，也就是“顺口溜”，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诗”都配上一幅“画”，有些墙上剩留些似画非画的图痕，我们添补成“画”，再配上一首“诗”。我们一队七个老人，没一人能画。村上有一个能画的小伙子，却又不是闲着没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请来画几笔。
我和女伴儿掇一条长板凳，站在上面，大胆老面皮一同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人端洋着说：“不赖。”这就是很好的鼓励了。天气严寒，捧着砚台、颜色缸的手都冻僵了，可是我们穿街走巷，见一堵平整的墙，就题诗作画，墙上琳琅满目，村子立即成了个“诗画村”。
有一幅“送公粮”的画，大约出于那位能画的小伙子之手，我们配上了诗，却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干部的大名。我们告诉了那位干部，并指点他看了“诗”、“画”和署名。他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我才知道不仅文人好名，老农也一个样儿。
村里的小学校长命学生把墙上的“诗”抄在红红绿绿的纸上，贴在学校门口，算是他们那学校的成绩。我们有几位老先生认为那是“剽窃”。就算是“剽窃”，不也名正言顺吗！墙上都明写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汇集了几个村的“诗”，印成小册子。
上面的顺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么“心里亮堂堂”呀，“卫星飞上天”之类。我自己编造的时候，觉得纯出“本店自造”，竞不知是抄袭了人——或者竟是别的村子抄袭了我们？不过这阵风不久就刮过了。我们串门儿的时候，曾见到有几家的条桌上摆着一只钟，罩在玻璃罩下。
可是一般人家都没有钟表。如要开会，说明八点开，至早要等到九点或九点半，甚至十点。有一次是在一个较远的礼堂开一个什么报告会。我们准时到会，从七点半直等到近十一点，又累又急又无聊又饿。不记得那次的会是否开成，还是草草走过场的；我怀疑这是否相当于“怠工”的“怠会”。
一般学习会在食堂附近开，老乡们在一个多小时里陆续到齐，发言倒也踊跃。老大妈老大爷一个个高声嚷：“我说说！”说的全是正确的话，像小学生上课回答教师他学到了什么。如果以为他们的发言反映他们的意见，那就错了。
他们不过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们很简单地重复了教导他们的话，不把这句话做成花团锦簇的文章，也不参加自己的什么意见。“怪话”我只听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许是我“过敏”，觉得语气“不大对头”。我回京谈体会时，如实报道了那几句话，谁也没听出什么“怪话”，只说我下乡对农民有了感情，学他们的话也腔吻毕肖。
我常怀疑，我们是否把农民估计得太简单了？村子附近的山里出黏土，经火一烧，变得很坚硬，和一般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黏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我们曾去参观他们挖掘。肖桂兰带着一群小伙子和大姑娘铲的铲，挖的挖，装在大筐里，背着倒在小车上堆聚一处。
我们六个老人（我们的队长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征性地帮着搬了几团泥块。这是挂过彩的那位退伍军人请我们去的。他还要款待我们吃饭，我们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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