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心和好办法配合起来，才能平治天下 原文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华杉详解 离娄，是古时明目之人，目力极强，能在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公输子，就是鲁班，木匠始祖。师旷，是鲁国乐师，中国古代第一音乐家。六律，是调音器，用竹管截成不同长短，来分辨声音之清浊高下，乐器之音则以六律为准则，分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阳律，与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六阴律。
五音，是中国古代的五个音阶，宫、商、角、徵、羽。孟子看到当时的诸侯，老是想在政治上想一个新办法，既能把百姓照顾好，也能满足自己的私欲，就说：“就算你有离娄那样的目力、鲁班那样的技巧，可没有圆规，你也画不出圆形；没有矩尺，你也画不出方形。
就算你有师旷的耳朵，可没有调音器，你也不能校正五音。就算你有一颗尧舜的心，可不愿意照着尧舜的政策去做，你也不能平治天下。如今有人君在上，其爱民之仁心发于由衷，爱民之名声闻于远近，但百姓却不能得到他的好处，他也无法留下政治遗产，成为后世的典范。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行先王之道，不实行尧舜的体制政策。所以说，只有善心，没有好办法，也不足以治理政治；只有好办法，没有善心，那办法自己也动不起来。一定要好心和好法配合起来才行。” 不管是圣君、仁君、昏君、暴君，没有一个君主不想把国家搞好的。
但是一涉及统治者的利益，他就不愿意了。首先就把仁政正道给排除了，非要想一个新办法，既能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利益，还能平治天下。齐宣王也有仁心仁闻，他看见牛要被杀都于心不忍，何况对人呢？但是他说“寡人有大欲”，还是得让百姓给他做炮灰。
中国历史第一“仁心仁闻君”是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他念佛吃素，宗庙祭祀都不用牛羊牺牲，只用谷物；有死刑的时候，一定为犯人涕泣。他的仁慈真是天下人都知道了，贵族子弟也利用他的仁慈骄纵不法。最后搞得政治腐败，天下大乱，他自己也不得善终。
徒善，是有其心，无其政；徒法，是有其政，无其心。这两者都不行。孟子认为，要平治天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尧舜的办法。原文 “《诗》云：‘不愆（qiān）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华杉详解 “《诗经》上说：‘不要偏差，不要遗忘，一切依从传统的规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误，那是从来没有过的。
当年圣人已竭尽目力，把方圆平直看明白，又制作圆规、曲尺、水准器、墨绳，帮助后人制作方圆平直的东西，真是用之不尽；圣人又竭尽耳力，审听声音的清浊高下，用竹管截成十二种不同长短，制作了校音器‘六律’，后世可以用它来校正五音。
可见圣人不忍生民之无主，早已竭尽心思，无所不用其极。而后又施之以仁政，他的仁也就覆盖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池塘一定要凭借沼泽。如果非要到低洼的地方去筑高台，到高处去挖池塘，那能是聪明人吗？
同样，要施行仁政，如果不以先王的法度为准则，那能是聪明人吗？“先王之道之所以应该遵循，是因为它足以泽被当时，又足以传之万世，也因为那为人君者有不忍人之心，才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只有仁人应该居于统治地位。
如果不仁之人居于统治地位，那撒向人间的就都是恶了。”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的道统。来来回回说了两千年，其实也不迂腐。中国人的传统文明、精神文化，几乎都是周公竭尽心思图维区画的。至于先王的政治，当然是好的，就像大多数朝代开国时期的政治一样，都是治世。
中国历史上讲的好时代有两种：一种是治世，一种是盛世。一般我们以为盛世是最好的时代，其实不然，盛世是治世的结果，也是治世的结束。所以盛世往往矛盾尖锐，盛极而衰，不治而乱。活在治世是最好的，比如文景之治，那是超级仁政，社会空前自由，百姓空前富足。
到了汉武盛世，就穷兵黩武，搞得全国全民破产，国家几乎倾覆。以至于汉武帝那么骄傲的人，晚年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下了《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 儒家的仁政要实现，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孟子说的“惟仁者宜在高位”，国君必须是仁人圣君。可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这几乎不可能，国君只能靠劝说、靠教育。所以儒家的教育家成就，远远超过了政治家成就。或者说，儒家是伟大的教育家，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没入门的政治家。
我们学习儒家，不是学他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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