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学他的教育——日用常行的朴素道理、格物致知的学习学、诚意正心的修养、修身齐家的领导力。不敢批评领导，是对领导最大的不敬 原文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 华杉详解 揆，是量度、准则。朝，是朝廷。工，是百官。君子和小人，在这里不是指品德，而是指地位，君子就是官员，小人就是百姓。张居正作为一代名相，最懂这些道理，这一段他讲得深刻生动： 在上位的人不讲理，不以道理度量事物来行事，而是一切看自己的私意，那么在下位的人也就没有法度以遵守自持，只能阿顺上级。
这朝廷之上，本来就是全靠道理才令出布信。现在却上无道揆，不讲道理。迁就纷更，不停补漏，政令不能划一，这样的朝廷也就没有公信力。百官全靠着法度才能顺命以成信，现在却下无法守，没有法度可以遵守，只能看着上面的意思。
而上面的意思又不明确、不统一，只管自己私意，不管下情民情。如此则百官偷惰欺罔，不去实心办事。因为只有不做事，才能不犯错以自保。朝廷不讲道理，百官就没法相信法治，在上位的君子必肆意妄行，在下位的百姓必放辟邪侈，犯刑法而不顾。
如果国家到了这个地步还不亡，那就是幸存而已。原文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华杉详解 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虽然国势不强，但还不算国之灾祸；田野没有开辟，经济上不富裕，也不算国之灾祸。
真正的灾祸，是在上位的人没有礼仪，教化不行于天下；在下位的人不学习，贼恶之民起于其间，肆为邪说暴行，群魔乱舞。这样的话，国家的灭亡也就快了。原文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
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华杉详解 《诗经》上说：“上天已经摇动，要降灾祸颠覆周室。为人臣者，要奋起救国家之急！不要还在那里拖拖沓沓，阿谀奉上。”人臣对君上，只知逢迎听话，就是不义。
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则退，如果进不能匡正君王之过，退不能保持自己的廉洁，就是进退无礼。对先王的仁政礼法造言诋毁，那也是蹉跎岁月、怠缓悦从地混日子，全无体国之诚、急君之念。所以说，人臣若只是趋走承顺，那是外貌恭敬的小节。
真正的恭敬，是举高远难能之事，责求君王去做，这样虽然好像强之所不堪，但其心中却是以圣帝明王的事业来期望其君，而不是把国君看得昏庸平常。人臣若只是顺从听话，就算外表敬畏，也是虚伪。唯有尽言规谏，敷陈先王善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即使犯颜触怒，也不退缩。
这样虽然常常触及君王所忌，但内心却是防微杜渐的道理。匡救其君，不敢陷之于有过，这才是为国之诚，是对君王真正的尊敬。为人臣者，若只是承顺听话，不去匡正君王，那是因为他的内心认为君王不是好人、不会行善、不能成事，那是对君王最大的否定和不恭敬，是坑害君王。
不要与众不同，要善与人同 原文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 华杉详解 孟子说，圆规和曲尺，是方圆的标准，是方圆的极致。要画一个圆，只有用圆规来画才能画得最圆；要画一个方形，只有用曲尺来画才能画得最方。你若不用圆规、曲尺，非要自己画，是不可能画得最方最圆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多数人都不信，都要搞一套“有自己的东西”。其实任何人事物，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善为天下公”“从善如流”，就是照着做。“善”从哪里来？主要是跟别人学。比如孔子最推崇舜：“舜其大知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意思是，舜有大智慧，好学好问，能从别人浅近的语言中发现闪光点。孟子也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致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
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舜的伟大，在于他善于和别人相同，愿意抛弃自己的观点做法，跟从别人，乐意采取别人的方式方法来改进自己。从耕种、制陶、打鱼，到最后做天子，他无非都是跟别人学习。“与人为善”的本意不是对人好，而是善与人同。
如果哪一天发现自己错了，别人才是对的，就马上舍己从人，跟人家一样做。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不要“与众不同”，要“善与人同”；不要“追求自我”，要“舍己从人”。这就是最大的善。可是，孔孟就那么肯定，他们宣扬的尧舜之道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就是他们找到的答案。我想，如果孔孟再活两千年，发现了新的答案，他们也一定会舍己从人、与人为善的。孟子说：“圆规曲尺，是方圆的标准；圣人，是人伦的标准；尧，是为君的标准；舜，是为臣的标准。
要做君主，尽君主之道，就照着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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