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有巨大的价值，只要落实它，扩充它，就能治国理政造福天下。原文 “汤执中，立贤无方。” 华杉详解 商汤执中庸之道，提拔人才却不拘一格。朱熹注解说，方，是类。立贤无方，就是选拔人才的时候不问出身，不问他是哪一类，唯贤是举。
商汤立的最大的贤才，就是伊尹，他辅佐商汤完成了建国大业，并在商汤死后，辅佐他的子孙，一共做了五朝执政宰相。而伊尹的出身本是一个奴隶、厨师。原文 “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华杉详解 那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周文王却还是觉得他们受了伤害，还要想怎么保护照顾他们，怎么让他们过得更好，其爱民之深如此。
不如此也不行啊，政教一有未修，刑罚一有不当，不就妨碍民生，伤害百姓了吗？周文王敢说自己没伤害任何人吗？但是别的君主不会想这事，只有周文王能感受到，能仔细努力地去对待，因为他心里真正装着百姓。唯有百姓各得其所，他的心才安。
同样，他也有一颗求道之心，他已经是圣人了，自己却不满足，觉得道无终穷，学无止境。不断点检反省自己，只要学习进修一时懈怠，就可能与道背驰。看见自己已经达到道了，还不满足，就像没看见一样，继续精进，必欲无一理不造其极，才能放心。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经有人比你聪明 原文 “武王不泄迩，不忘远。” 华杉详解 朱熹注：泄，狎也。人对自己身边的人容易放松，亲昵而不庄重，又或者有情绪时拿他发泄出气。周武王心思缜密，志虑周详，可他对身边的人也不敢有一毫轻忽，而是始终保持尊敬；对离得远的远臣，也不敢有一些疏略，而是怀远为近，咸正无缺。
对身边人保持庄重，是德之甚；对远方的人保持关怀，是仁之至。所以武王才能成就王天下的事业。原文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华杉详解 三王，是夏商周三代之王。
四事，是上文说的禹、汤、文王、武王所行之事。武王去世后，周公辅佐成王，天下的担子都落在他的肩上。他不但继承文王、武王的遗志，也远求于上古，学习大禹、商汤，把三代圣君的德行，一一措之施行，无所遗失。禹的恶旨酒、好善言，汤的执中道、立贤无方，文王的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的不泄迩、不忘远，他都一一照做。
但是古今时异势殊，推移变化。有些事情和三王四事的经验合不上，他就仰头思索，夜以继日。幸而半夜想通了，他就干脆不睡了，坐起来，等到天亮付诸实行。对前人经验的尊重，是人生的大智慧。儒家说“善为天下公”，不要“任其私智”。
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要明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经有人比你聪明。我们每天处理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别人没遇到过的。既然前人有无数的经验，就把这些经验找到、学习、照做。如果实在找不到、合不上，再自己去探索。
真理都是普世的，不仅普世，而且跨越时空，这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要反复体会，自己落实。历史是国家的圣经，是凝聚一国的精神纽带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táo wù），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华杉详解 孟子说，圣王之道不行，诗就没有了。诗，是《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民间的，包括十五国风，也就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这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雅是贵族的，是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颂是国家的，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每年秋收之后，百姓无事，男女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政府就派人走访乡里，收集民歌。乡里汇报到邑，邑汇报到国都，再汇报给天子。这样，一方面，天子足不出户，就能体察民情；另一方面，也将民间之风、列国之雅挑选整理出来，加上朝廷所作之颂，再推广到全国，这就是治国之礼乐。
可以说，《诗经》是国家的精神，是国家的文化，可以陶冶情操，教化民俗，确立礼仪规范。在西周，《诗经》扮演了宗教般的作用，《诗经》就是“圣经+法典”，我们是以诗治国。周平王东迁之后，进入东周时期。从此，政教号令不及于诸侯，政府也不组织收集诗歌，自己也不写诗了。
于是，礼崩乐坏，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乱，将不知所止。孔子看着觉得担忧，就写了《春秋》，详述鲁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使王者之政虽不能行于当时，也可昭示于后世。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他寓价值观和刑罚标准于历史。
这样，“以诗治国”就变成了“以史治国”。史书并非只有鲁国有，各国都有其史，只是名字不同。晋国的叫《乘》，乘是兵车，寓意记载田赋乘马之军国大事；楚国的叫《梼杌》，梼杌是一种恶兽，以恶兽比喻凶人，记之以垂戒。
《春秋》虽然是鲁国之史，也不限于记鲁国之事。周室东迁之后，王室衰微，五霸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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