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晋文功业鼎盛，所以《春秋》也大量记载了齐桓、晋文征伐会盟的事迹。至于文辞之体，都是当时史官根据列国互相通告的策书以记于年月日期之下，本来没有什么褒贬。但孔子却假其旧文，加以笔削，明典定礼，命德讨罪，申明大义。
我们常说春秋大义，是指《春秋》本是按日期记事，而孔子则以史事明大义。这不是天子交办给他的任务，而是他自己去做的，所以他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思是，这是我私自定的。这是他的谦辞，而他也因此成为“素王”，因为修史定义是王者之事。
历史就是国家的圣经，是凝聚一国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是人与人最紧密的关系。中国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却有“历史独立”的精神，历史甚至高于司法。比如著名的“崔杼弑君”的故事。齐国的崔杼成功发动政变，杀死了齐国国君。
官方史官秉笔直书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毫不客气地把他也杀了。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哥哥的事业，依然如此书写，也依次被崔杼杀了。第三个弟弟又站出来，继续书写，这下崔杼无可奈何，不杀了。其实杀了也没用，因为有个叫作南史的史官，听说崔杼连续杀死史官，就准备好笔墨竹简，前往齐国宫廷。
后来听说还是如实书写了，他才中途返回。史官记录的不仅是历史，也是政治。同时，历史也是习惯法，什么是习惯法呢？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法律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有组织的有序体，也可以是无组织的松散体。在没用成文法可循的情况下，那些长久的习惯常常被当作法律来遵守。
而从法人类学、法史的视角考察，习惯法是法律的最早渊源形式，它先于国家的存在而存在。有国家以前的社会，以及初期的国家，习惯几乎占法律之全部。我们今天，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还是习惯法社会，还是在按过去的老习惯办事，大家也都能接受，至少能顺从。
为啥？都习惯了。没成功的人关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后关注的是传承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华杉详解 君子，是有官职的大人物。小人，这里是指没有官职的小人物。
泽，是流风余韵。世，父子相继为一世，或三十年为一世。斩，是断绝。淑，这里是“取”的意思。孟子说，圣贤之生，其建立在一时而遗泽在后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业闻望传于后人，差不多到第五代，影响力就断绝了；那在下而无位的，其道德声名垂于后人，也差不多能传五代。
从孔子到孟子，还没有到五代人。孔子逝于公元前479年，而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毕竟相距不足百年。在五世之内，孔子遗泽尚存，微言未绝，渊源所自犹有可承，所以能私闻孔子之道于人，而自善其身。为什么说五代呢？
这是宗法社会的规矩。五代之后，民间叫“出五服”。五服，是根据亲疏远近五种等级的丧服。过了五代，就亲尽服穷，不算一家人了。过了五代，同姓都可以结婚了。无论是君子之泽，还是小人之泽，要想超过五代，传诸后世，就要靠载道，要著史。
前面说了国家以史治国，民间亦以史治家。国家有经史，民间有家谱，家史就在家谱里。没成功的人关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后关注的是传承。家族的传承，最低层次是传下家财，给子孙留下钱财；再上一层是传下家业，有事业能持续生财，可持续发展；再上一层，就是传下家风，家族文化。
要传承，首先要有家史，有家史，才有家风。取利、分配和献身的逻辑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华杉详解 孟子说，可以拿，可以不拿的，拿了对廉洁有害；可以施与，可以不施与的，施与了对恩惠有害；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死了对勇敢有害。
我们先说第一点，见利而动是人之常情，但见利之时，要仔细思量，是否合乎于义。如果不义而取之，就成了见利忘义，伤害了自己的廉洁。当无所谓义与不义的时候，就可以取，也可以不取。你选择不取，就不担那不义不廉的风险。
人有两种：有的人怕吃亏，有的人怕占便宜。怕吃亏的人，一旦觉得自己吃了亏，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各种难受，一定要找回来，心里才平衡；怕占便宜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可能占了别人便宜，也像吃了一只苍蝇，各种难受，一定要吐出去，心里才平衡。
一般来说，怕占便宜的人，乐意与人分享利益，乐善好施。如果你是乐善好施的人，就要注意这第二条。你可能会认为，可给可不给的，就给别人算了。但孟子认为，你还是要认真对待，不要随便给。张居正说，施不必博，惠不必众，尤其是不要“市恩”而给。
市恩贾义，和沽名钓誉一样，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是你把对别人的施与，当恩情出售，要别人记你的好。如果你对领导有影响力，能帮人升官，就运用这种影响力去施恩，那更是出卖了领导，成了奸臣了。在一个组织里面，也不可优崇过度。
华为任正非就提出，高层员工要有使命感，中层员工要有危机感，基层员工要有饥饿感。如果全都吃得饱饱的，都不想干活，以后拿什么来给大家施惠？最后一条，见危授命，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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