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壮，不可收拾。君子之名，一定是光明正大，说得明白的，不仅说得明白，理直气壮，而且一定做得成事。君子对于自己以什么名，说什么话，是绝对不会马虎苟且的！”张居正说，一事得，则其余皆得；一事苟且，则万事都苟且。
若一国上下，万事都扭曲苟且，那还谈什么治国呢？孔子这番宏论，震古烁今，不能名正言顺，个个浑水摸鱼，则一国手足无措，人人都不安全。名正言顺，也是一个语言哲学问题。词语是能动的，词语不仅说事，也做事。先有那词，然后有那事，这也是历代执政者，或者要夺天下，要建政者，最关心的国之大本。
那么问题来了，孔子准备如何为卫国正名呢？《论语》没有记载，或许孔子子路师徒二人，也没有就这话题再往下谈。于是，后儒就讨论了两千多年，孔子怎么给这卫国正名。朱熹引用了胡安国的注，说蒯聩欲杀其母，得罪于父，姬辄据国拒父，都是无父逆子，都不可能名正言顺。
如果孔子执政，以正名为先，一定将事情本末，告诸周天子，请教各方诸侯，共立公子郢，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孔老师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子路却不明白啊！胡安国这个方案，万万不可行，孔子也不可能有这方案。
这方案说出来，隔墙有耳，孔子和子路自己性命都难保，更不用说，子路是代表姬辄来找老师的。有人提出第二个方案，姬辄迎回父亲，让蒯聩继位，他做太子。这样或许是最名正言顺的？但这也不可能，南子不会答应，姬辄也不会答应吧。
那孔子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呢？或者，孔子他老人家有什么办法，让姬辄名正言顺呢？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如果有可能有，子路自然会请“老师教我”了。此事根本就无解。孔子实际上是拒绝出山，不愿参与。子路也明白，没法往下谈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前面做下了，后面就无解了。有人不明白这道理，不懂得世间有无解之事，老想求解。他的“解”，就不仅解不了，还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看见不对的事，一开始就不要参与。但无解，是人无解，时间会给出他的解。
卫国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后来是怎么发展的呢？又得回到孔悝家事说起。孔悝的母亲，孔文子的妻子伯姬，是太子蒯聩的姐姐，孔文子死后，她就跟一个长得很帅的仆人浑良夫私通。蒯聩利用了这层关系，说服浑良夫支持他政变，答应事成之后把伯姬嫁给他。
于是蒯聩和伯姬，以及浑良夫合谋，于卫出公十二年（公元前481）劫持了孔悝，胁迫他参与政变，孔悝屈服入伙，政变成功，卫出公逃亡。蒯聩继位。子路就死于此次政变。蒯聩夺权后，第一个杀了南子。策动政变的关键功臣浑良夫，也被他杀了，大概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姐姐嫁给一个家奴。
蒯聩在卫国君位上也只坐了三年，就被赶下台，流亡中被杀。姬辄于一年后回国复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道理，孔子懂，公子郢懂，但是子路不懂，蒯聩不懂，姬辄不懂，伯姬不懂，浑良夫不懂，为什么呢？
因为利令智昏，心存侥幸。蒯聩发动政变，子路本来在城外，他若直接逃回鲁国，还可再侍奉老师，但他要主动回去求死，他说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难。胡安国评论说：子路知道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难为义，他怎么不知道，吃姬辄之食，本身就是不义呢？
凡事开头开错了，往后怎么你也对不了。子路自以为是慷慨就义，但是他这义，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他的主公是孔悝。孔悝在政变中站队已经跟了蒯聩。子路忠于姬辄，便已经背叛了孔悝。下令杀死子路的，正是新君蒯聩。
当初老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他说老师扯远了。而他自己，却没逃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魔咒。老师教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也没学懂，那君已经不君，你如何能臣？你赶紧跑啊！领导人的信用，就是民众的安全感 原文 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华杉详解 这樊迟挺另类的，他有一天，突然找老师教他怎么种庄稼。
孔子没搭理他，说：种庄稼这事，我不如老农。樊迟还不甘心，又让老师教他怎么种菜，孔子又把他挡回去了：种菜我不如菜农，你找错师父了。种粮种菜孔子会不会呢，当然会，孔子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小时候家里穷，啥粗活都会干。
若是换一个师父，可能兴致勃勃表演一番。就像我们现在好多领导老板，都喜欢展示自己不仅学富五车，而且还会干粗活，再能玩一件两件乐器，总之是全知全能，多才多艺。你只要一展示，别人肯定比你差，游泳没人敢游你前面，踢球全是你射门进球，拉琴整个交响乐团都给你伴奏，有意思吗？
孔子不秀这个，他自己聚焦，也要弟子们聚焦，来老师这里，是学道德学问，讨论种粮种菜干啥？前面《泰伯篇》，孔子还说过：“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豆之事”，是具体礼仪程序的事，孔子是专讲礼仪的，但具体仪式程序都不是他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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