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说那是有司，是礼宾司的事儿，他怎会跟你讲种粮种菜？那么孔子关注的是什么呢？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樊迟碰了钉子，出去了，孔子还不解恨，骂他不识事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说的小人，一是说他识见小，格局小，二呢，小人是指体力劳动者。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之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人之事，种粮种菜自食其力。
樊迟问的是小人之事，那就是小人了。同学们来跟孔老师学习，学的是成己以及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有志于大人之事，行义达道，以教化人民。怎么能去学种粮种菜，那不是我们来这儿学习的目的啊。我们是来学礼、义、信的。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孝经》说：“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言思可道”，言语要谨慎，说得越多，错得越多；说得越多，信用越少。
还有一点一般不太注意的，说得越多，别人对你的关注点越分散，比如领导者，你最需要的是别人关注你的信义，关注你的政策，不是佩服你的各种本领。才艺展示多了，格局就小了。观众注意力分散了，话题就多了，不喜欢你的人发挥的材料也多了，还生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口水来。
孔子不展示他的种粮种菜技艺，也是这道理。若弟子们兴奋地讨论老师菜种得真好，这讨论学问的工夫不就被耽误、被干扰、被稀释、被淡化了么。“行思可乐”，就是现在说的，做事要考虑人民高兴不高兴。“德义可尊”，你的品德道义，值得人尊敬；“作事可法”，你的做事方式方法，值得人效仿；“容止可观”，你的仪表风度，令人欣赏；“进退可度”，你的一进一退，能被人引为尺度。
这样，人们对你又敬又怕又爱，以你为法则来模仿你，你才是领袖，才有领导力，才能施教化，成一方之德，行一方之政令。这是领导者的礼。“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荀子・王霸篇》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义，是基础，是根本。靠权谋，要自取灭亡；靠信用，能称霸一方，唯有仁义可以王天下。义，也是原则，是过程导向，不是结果导向，不是功利导向，如果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也不能去做，这有点类似现在“程序正义”的思想。
如果领导者遵循程序正义，无论结果如何，人民没有不服的。“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果领导人好信用，则人民不敢隐瞒真情，不敢说假话。《国语・晋语》箕郑对文公问，讲了一个饥荒的故事： 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
”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
” 晋国闹饥荒，文公问箕郑说：用什么来救饥荒？箕郑回答说：用信用。文公问：这是饥荒啊！信用怎么救饥荒？箕郑回答说：国君之心要讲信用，名分职权上要讲信用，实施政令要讲信用，安排民事要讲信用。文公说：讲了信用又会怎样？
回答说：国君之心讲信用，那善恶就不会混淆；名分职权上讲信用，那上下就不会侵犯；实施政令讲信用，那就不会误时废功；安排民事讲信用，那百姓从业就各得其所。这样一来，百姓了解国君的心，即使贫困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收藏的财物用来赈济，如同往自己家里送一样，那又怎么会穷困匮乏呢？
箕郑的回答很有意思，没有直接回答，却触及了根本问题。赈灾靠什么，靠粮食，粮食不够，就要借，不管是向外国政府借，还是向本国私人借，都要靠信用。平时有信用，这就不是问题。平时没信用，这回吸取教训，也比继续犯错强。
领导人的信用，就是人民的安全感，人无后顾之忧，就不需要用欺瞒来保护自己。所以国君讲信用，人民就讲真话。“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做到礼、义、信，四面八方的人民，自然会把襁褓中的孩子都带着来依附，你是来学当领导的，还用你去学种庄稼吗？
读书是极为聚焦之事，志向越清晰，越不会“博览群书” 原文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华杉详解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首，交给他政务，他却不能通达。
让他出使外邦，他又不能独立应对。那他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钱穆注解说，《诗经》“风雅颂”三百首，实际上是西周一代的历史，内政外交，风土民情，无所不包。其治闺门之道，在《周南》《召南》；农事富民之道，在《豳风》；平天下、接诸侯，待群臣之道，在《大雅》《小雅》；而《颂》的部分，是政成事定后而作，得失治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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