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造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事奉权衡本身没有益处，所以不去事奉它。所以，有明君处在上位，官不能枉法，吏不能行私，人们看到事奉官吏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就不用财货行一贿于官吏了。能做到权衡公正来处理一切事情，奸诈的人就不能行私。所以，《明法》篇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以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这些单位，都是用来取得长短实数的。所以用尺寸计量短长，就万元一失。尺寸的计量，虽对于富贵众强的人们，不替他增长；虽对于贫贱卑辱的人们，也不替他减短。它是公平而没有偏私的，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制造错误。所以，《明法》篇说：“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一党一 ；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一交一 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一党一 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只看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只看诽谤的人多，就处罚。这样一来，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臣无罪而受罚。功多而无赏，臣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行一贿赂而得爵禄，恶浊的人就混进宫府；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高，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因此，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一般官吏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奸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人君若不对他的“罪过”调查核实，根据不实之词惩罚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所以，《明法》篇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的败坏君主，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进行侦查，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一党一 让君主重视，诽谤非同一党一 的人让君主废黜。对他们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听而行之，这样，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一交一 了。所以，《明法》篇说：“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死伎，以进其誉。”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虽有不义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所以，《明法》篇说：“佼众誉多，外内朋一党一 ，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是所谓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来治理天下的。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国治则奸臣困难，而坚持法度政策者尊显。所以，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觉悟，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则奸臣因伤，这乃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并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进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篇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君没有不愿意的。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君没有不愿意的。蒙蔽、欺骗、侵权、僧越，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失天下，灭宗庙，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忠臣修明法度、政策以实现国君的所愿，消除国君的所恶，奸臣的专权者，便用行私来进行危害，忠臣就无从进用他的公正政策了。所以，《明法》篇说：“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昏君的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审查功劳；判处刑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查罪过。而全是听从权重之臣的主意行事。所以，重臣要赏的，君主就替他赏；重臣要罚的君主就替他罚。废其公法，专听重臣的主意。这样，群臣就发展私一党一 ，重视其臣而忘掉其君，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所以，《明法》篇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明君的治理臣下，明确他们的职务，而监督他们完成。胜其任者留官，不胜其任才废免。所以群臣都竭尽能力来完成职务。昏君则不是这样行事的。所以群臣只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没有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只期望掌握重要部门而独专其利，只期望统治搜刮人民而独富其家。所以，《明法》篇说：“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君在上面掌权，国内民众就都能尽心竭力来拥护君主，百官也分工治理来安定国家。昏、君在上面掌权就不是这种情况。虽然国内有勇力之士，却被大臣们私养起来，不让他事奉君主；虽然有圣智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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