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威严已经丧尽，权势已被剥夺，政令发不出去，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为所使，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控制，那么，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这种情况，乃是被欺灭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君的做法，接触下层人士不等待贵臣介绍，进用国家大臣不依靠左右进言，对百官的联系是顺畅的，对群臣的了解是明白的。对受罚的，君主明见他的罪；对受赏的，君主知道他的功。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因为他有不受蒙蔽的办法，所以没有被“堕遏”的忧患。昏君就不是如此，他的法令通不到人民群众，被疏远隔绝而不得了解情况。这种状况，乃是被壅遏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是因为揽夺君权。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贯彻，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发表，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这种情况，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君，多听独断，听取意见的门户是很多的。对群臣的政策，也要求下级可以提醒上级，贱者可以评说贵者。所以奸臣不敢对他欺骗。昏君则不然，了解情况没有办法，裁决事情又不用参考验证。所以，无能的人上来，邪曲之臣专一政 ，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忠臣想要设谋进谏的，又不得进用。这种情况，乃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君治国，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所以，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结一党一 而劫杀君主。所以，《明法》篇说：“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是用来统治海内而事奉宗庙的。私意，是可以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原则的，是可以蒙蔽君主、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法度得行则国治，私意得行则国乱。英明君主，虽对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虽对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留意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不一婬一意于法之外。”
明君治国，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道理。所以，对于当赏的，群臣不得推辞；对于当罚的，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等于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赏了无功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贪图侥幸而谋求向上讨好；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肯干的。所以，《明法》篇说：“不为惠于法之内。”
大凡君主没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使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所以治理国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一婬一乱抑制暴行莫有刑。贫者并非不愿意夺取富者的财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度不让他夺；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惧法度的惩治。所以，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奸邪就不会产生；暴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祸乱就起不来；群臣并进，都用政策来驾御，私术就无法建立。所以，《明法》篇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权势。所以，权势旁落在下，君就被臣控制；权势掌握在上，臣就被君控制。一个被蒙蔽的君主，并不是谁堵塞和封守着他的门户，然而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要求的什么也得不到，就是因为丧失了权势的缘故。所以，权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如果权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坚持独揽权势，而不与臣下共分；坚持独定法度政令，而不许出自臣下。所以，《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君，统一法规，建立准则，而且坚决地维护它们。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官吏，是牵制着人民生命的。所以明君治国，对于阻碍法令的就罚。这样，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无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赏也不必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君，握有一种法度的控制力量，所以群臣都出于正确的治理而不敢行恶。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办事的，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使，合法则服从，不合法则抵制不动。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牵制，下面凭法度与上面办理事务。所以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行害人之心，进谗面谀之人不能用其机巧。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为非作歹。所以，《明法》篇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是用来计算轻重数字的，然而人们不去事奉它，并非心里不爱财，而是因为“权”不能替他创造数量的多少，“衡”不能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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