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宾客的容貌举止就这样，但有人认为他是君子，而又有人认为他是小人，这是由于各人都从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由此引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志趣投合，言语越忠恳则越亲近；关系疏远，计谋越恰当则越被猜忌。亲生母亲为儿子治头疮，弄得鲜血流到耳朵上，看见的人 认为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关爱；若是继母做这件事，看见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继母在嫉恨儿子。事情原本就是这样，但由旁观者看来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从高处城墙上看 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羊只有小猪那么大，这是由于观察者从高处往下看造成的。在水盆中看脸的形状是圆的，而在杯子里的脸则是椭圆的。这是由于用来照脸的器具不同造成的。现在我想端正自身而处世待人，但不知道世人又是怎么看待我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趋附世俗，这就好像躲避下雨，实际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会不被淋湿的。你经常想处于虚静的状态，可它不是靠人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那不是靠人为力量，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虚静状态，是一般人所羡慕而难以达到的虚静状态。也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达到这种虚静状态。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车轴，自己并不运转而是随车毂的转动运行千里，运转于无穷无尽的境地。而不通达“道”的人就像心神迷惑，你告诉他东西南北，他在这地方明白方向，但拐个弯进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这种人就像风标随风转动，一辈子为人所一奴一役，没有片刻的宁静。而圣人是与“道”融为一体，返归本性，以不变之“道体”应付万变之世界，这样也就达到免受世俗一奴一役的境地。
在治世，人们坚守本职岗位，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它的礼仪也容易实施，人们间的债务也容易偿还。所以，一人不兼任多种官职，一官也不兼任多种事务，士农工商各行其职，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内容。因此，农夫们在一起谈论劳动力之强弱，士人们在一起讨论德行的高低，工匠们在一起研究工艺技术的一精一巧，商人们在一起一交一 流生意经。是时，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农夫没有白费的劳动，工匠没有伪劣的产品，商人没有亏损的买卖，各行各业都安于本性，不得互相干扰。所以伊尹兴建土木工程时，腿长的被安排去踩锹，背力强的被安排去背土，独眼的被安排去测水准，驼背的被安排去铺抹地坪，各种特性特点都被用得恰到好处，所以此时人性无贵贱优劣之分。一胡一 人善于骑马，越人善于泛舟。具体的形状种类不同，如改变他们不熟悉的事情，就会乱套；丧失他们应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会变得毫无用处，而得到适当的位置，就会变得十分有用。圣人能综合他们的情况，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使人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能够先知先觉、深谋远虑，这自然是人才中的杰出人物，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苛求人们。博闻强记、能言善辩，这同样是聪明人中的一精一英，这圣明的君主同样不能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下属百官。高傲自负，不和世俗同流合污，这是士人的高洁品行，但治世的君主却不能拿这样的品行去教化民众。制造连?运开的神奇机械，并不留雕凿的痕迹，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但治世的君主同样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这种技巧。所以苌弘、师旷，他们能预先知道祸福，提出的建议也无大失策，因而他们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做同一种工作；公孙龙能言善辩，分辨同异、分析坚白，因而他们不能和众人一样掌握同一种学说；北人无择非议指责舜的德行而自投清凉之渊，但这不能以此作为世人的榜样；鲁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鸟，并使鸢鸟在天空飞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让他们做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高尚的品行，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俗。那些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圣人也无法来任用他，而只能采用秤来衡量；那些能用眼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明主也无法任用他，而只能采用仪器来测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长期依赖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而度量仪器倒是可以世代相传和使用的。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而指挥军队打仗则要靠权变的策略来完成。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么天下人就别想乘车了；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一女 才婚配，那么终身也别想成家了。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现古代那样的俊才，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只是要广泛网罗并充分利用即可。骐骥这样的骏马能一日千里，但这千里路，一般性的马也能在数日里走完。由此看来，治理国家无须专靠特殊人才，而以“道”术治理国家则可以普遍实施长期适用。而乱世治国的用人方法就不是这样，它将标准提得极高，并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它将任务定得很重，并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它将事情复杂化和困难化，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广大民众被上述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责难弄得窘困万分，于是必然要用智巧来欺诈上面，也必然要用邪道来避免惩罚。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有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这些邪门奸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所定的那些标准和要求。所以谚语这样说：“鸟到穷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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