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会啄敌，兽到穷困时会触顶，人到穷困时会使诈。”
以道和德作为事物的规律和秩序，就好比日月行空，广至一江一 南河北而不改变方向，驰骋千里之外而不变更行迹。而人们所取舍的礼俗，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处，从东边看，它在西边，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的方位，就是叫公正的法官——皋陶来裁决，也无法确定其方位。所以同样的一种取舍，是得到诽谤还是得到赞誉，取决于一习一 俗；而志向德行相同，是穷困潦倒还是腾达显赫，取决于时世。像汤武那样广积善行，这是人们都能做到的事，但他们碰到像桀纣那样的乱世而得以大显身手，这恰恰是天赐的机遇。如果只有汤武那种志向，无桀纣那样的乱世，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业，也只能是空想。过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战胜殷朝建立周朝，以后便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上朝视事。武王病逝后，殷遗民乘机背叛周朝，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东宫代行天子职权，背靠屏风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参与叛乱的蔡叔，诛杀作乱的管叔，降服叛乱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子武庚，在明堂祭祀文王，并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不是志向改变了，而是为了顺应时势；周公放逐兄长诛杀兄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所以事情合于时世便能成功，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过去齐桓公会合诸侯时用的文车，回到国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会合诸侯用的兵车，回到国内又用礼义治理国家。这齐桓公先柔后刚，而晋文公先刚后柔，可他们都能做到号令天下，控制诸侯，这是因为他们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有，鲁国的隐士颜阖，鲁国君想用他为相，颜阖不愿意，鲁君又赠给他重礼以想使他转意，但颜阖却凿穿房屋的后墙而溜之大吉，并成为天下著名的人物。鲁君也没有追究他的违逆行为。假使颜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这样的法家人物，必定会遭到诛灭三族的惩罚，更何况颜阖自身呢！世人都称颂古代的圣贤，并推崇他们的德行，而对同时代也具有的这种圣贤人都不知道爱崇他们，这倒不是现代圣贤比不上古代圣贤，而是他们的才德不合时宜。所以驾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来渡河，倒不如用一条独木舟来得便当，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所以能建立功绩事业的人，必定行事简约、合于时世。而今的世俗观点是，以完成功业与否作为贤能的标准或尺度，以战胜祸患与否作为聪明的尺度或标准；以为遭灾的必定愚笨，认为死于节义的必定愚戆；但是我们认为以上各种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所谓优劣和贤愚。
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样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就是乐意以直行尽忠来为节义献身，所以他不像箕子那样装疯卖傻。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奉禄、官职来建功立业，但他们就是乐意用高洁的品行远离尘世以绝世俗，所以他们不接受高官厚禄。许由、善卷不是无能力安抚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但他们就是羞于因外物搅乱平和的本性，所以不肯接受帝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天伦之乐，让妻儿平平安安来苟且偷生，但他们就是乐意忠诚赤胆，为主人献身，所以不留恋人间生活。今天如果我们从箕子的角度来看比干，那么比干就显得愚蠢了；从比干的角度来看箕子，那么箕子就显得低卑了；从管仲、晏子的角度来看伯夷，那么伯夷就显得愚戆了；从伯夷的角度来看管仲和晏子，那么管仲、晏子就显得贪婪了。人们的追求、取舍不同，嗜欲爱好相反，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为欢乐，在这里又有谁能使他们改弦易辙？又有谁能对他们所做的事定是非、别优劣？所以曾子这样说：“同是因敲击船板而发出的声音，鸟听了高飞而去，鱼听了藏入深渊。”这说明行动各不相同，而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所以惠施带着百辆车子经过孟诸泽时，正在钓鱼的庄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把自己钓到的鱼都倒到水里去了。鹈一胡一 饮水数斗都不够，而鲔只须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够了；智伯拥有三晋还不满足，林类和荣启期衣衫破烂得像蓑衣都毫无遗憾。由此看来，人们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又有什么必要互相责难和非议呢？看重生命的人，不会为了利益而损害自己；坚持名节操行的人，不会看到危难而苟且逃避的；贪得无厌的人，看到利益就会不顾一切；而珍爱名声的人，是不会随便取获不合道义的东西。将这些相比较而论，真好比是炭与冰、钩和墨绳，真不知什么时候能使它们吻合相容呢？假使让圣人来仲裁，就有可能将此调和、兼容、并蓄、覆盖为一体，无所谓肯定此、否定彼。飞鸟习惯筑巢而栖息，狐狸习惯洞穴而歇宿；在这里，无论是筑巢栖息还是洞穴歇宿，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而社会中的人们取舍什么、行动什么，也都想找一种寄托和归宿，各人都在找一个自己乐意舒适的安身之处；而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就算是完人。所以，从“道”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就会将它等而视之、总而齐之。
盛世太平国家的治理方法是，君王没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没有烦琐的政务，士人没有虚伪的品行，工匠技艺没有一婬一巧的成分；事务合乎常规而不混乱，器物完美而不雕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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