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于万物本身，而取决于土地；而治理土地又不在于土地本身，而取决于人；同样治理人本身不在于人，而在于君王；君王要调治的是欲念，而摒弃欲念不在于消极地压制欲念，是在于对性情的修养；修养性情不限于性情本身，而是想达到“德”的要求和境地；达到“德”的境地还不是最高的境界，能与道体融合才是最好最高的境地。追究一下人性的发展变化，可以知道，人性变得杂乱污浊而不清净洁明，是在于受到外界灰尘的污蒙。羌、氐、僰、翟，他们生出的婴儿哭声相同，但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只能通过翻译才能互相通话，离开翻译就不能沟通，这是由于他们从小受的教养和一习一 俗的不同。由此看来，衣饰礼仪风俗，不是人生而有之的，而是接受外界的影响后形成的。竹子的特性是能浮于水面，但一旦被砍削成竹简，捆成一束扔入水中，就会沉下去，这是因为经过砍削破坏了竹子中空的特性。金属物入水便沉，但将它们放在船上，有船依托就会随船飘浮水面，这是因为金属物有了船的依托所致。原本洁白的绢绸，用涅染过便变黑，原本黄色的绢绸，用朱砂一染就变成了红色。人的本性本来清正无邪，但长期处于坏的一习一 俗中就会濡染而改变，一旦改变也就遗忘掉了原本的本性，反而能和他周围的人群合拍了。所以说，日月总是想发光明的，但浮云遮盖了它；河水原本应是清澈的，但泥沙污浊了它；人的天性应是平和的，但欲念扰乱了它。正因为这样，只有圣人能抛开外物的诱一惑 而归回到原本平和的本性。乘船夜航迷失方向而不辨东西南北，在看到了北斗星和北极星后才醒悟。这人的平和淡泊的本性是人心中的北斗星和北极星。能够发现自己的平和 淡泊本性，就不会丧失事物的常情和常理；不能发现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就会在外 物的诱一惑 下迷乱。就好像陇西之游，越急躁越沉重。孔子对颜回说：“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虽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还有可值得记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这说明孔子是一个懂得返归根本之“道”的人。如果放纵贪欲而丧失本性，行为举止就不会端正。用这种贪欲来修养心性就更危险，用这种贪欲来治国就会乱套，用这种贪欲来治军就会失败。所以不懂“道”的人，是没办法返归本性的。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体本性，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声留传后世，德泽遍及四海。所以凡办事处事，一定先要平心静气。只有平心静气才能正确处事办事，这就像用玉玺按印泥一样，按端正了，留下的图形是正的，按邪歪了，留下的图形也是邪歪的。所以，尧举荐舜，取决于尧用眼睛对舜的观察，齐桓公任用宁戚，取决于齐桓公用耳朵对宁戚哀歌的倾听。如果从上述两件事中得出可以抛弃术数只凭耳目就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那么就一定会出大乱子。要知道凭耳目能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必须要返归道体本性。如果听觉迷惑于诽谤和赞誉，眼睛沉溺于五颜六色，却还想将事情办好，这是不大可能的。内心充满哀情的人，即使听到欢歌也会流泪哭泣；内心充满喜悦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会发笑高兴。面对欢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还是高兴，这是因为内心所怀的感情使他这样子。从这喜悲对立反复的现象中可以得出，保持虚静平和的心态是多么地重要啊！所以是水流激荡就兴起波浪，神气惑乱就会头脑昏庸，头脑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国家，这就像动荡的水不能做水准一 样。所以圣人君主是抓着这一“道体”根本而不丧失，于是万事万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归顺降服。这说明这一“道体”根本是何等地珍贵啊！掌握就能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圣人君主依据这无敌于天下的治国法宝，所以广大民众才肯将自己的命运一交一 付给他。
提倡从事仁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提倡实施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距离不过十来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这仅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积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满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这仅靠这些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喜怒哀乐之情，都是人们有了感触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所以哭声发之于口、泪水出之于眼，这都是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外部的表现，这就好比水往低处流，烟往上边冒一样，又有谁去人为地推动它？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哭得一精一疲力竭，也不会显得悲哀；勉强做出亲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脸上堆满了笑容，也不会显得善和。这些都说明只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声音和行为才会表现得真诚而不虚伪。所以厘负羁馈赠的一壶水泡饭要远远强过晋献公的垂棘之璧；赵宣孟的一束干肉脯要远远胜过智伯的大钟。这都说明礼物的丰厚不足以反映爱心，而赤诚的爱意倒足以使远方的人都为之感动而归顺。所以公西华奉养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处那样随和；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尽管不同，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所以，一胡一 人盟誓用头骨装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这里，表现的形式各异，而在表现真诚信义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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