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人束发，羌人领口打结，中原人插簪戴冠，而越人剪短发，在这里，他们装饰打扮各异，但服饰和装扮的实用性是一致的。古代颛顼帝时有法规定，如果妇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就要在四通八达的道口驱除邪气。而如今的大都市里，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间摩肩接踵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在这里，古今礼节尽管不同，但各有其风俗习惯这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表现在尊崇君王、爱护亲人、敬重兄长上却又是一样的。而猃狁的风俗则相反，表现出对子孙相当慈爱，对父辈却相当威严。那飞鸟成行、兽类群处，这又是谁教它们的？所以鲁国采用儒家礼节，施行孔子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削减，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但在太湖一带战胜吴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使泗水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管辖的边远小国来朝拜。北方的一胡一 貉和匈一奴一，衣服一胡一 乱缠裹，披头散发，又是席地叉腿而坐，说话叽哩呱啦，但国家不会灭亡，这是因为我们看似无礼，实质他们有他们的礼节。楚庄王身穿宽衣长袍，照样发号施令于天下，并终于称霸诸侯。晋文公衣着粗布，身披羊皮，皮带系宝剑，但照样威名天下。由此看来，哪能说邹鲁的儒家礼节才一定算礼节？所以到了别的国家就该遵随他们的一习一 俗，到了人家家里就应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违反当地的禁令，也不要触犯当地的一习一 俗，这样你就是到了像夷狄这样赤足裸一体的落后国家、荒远异域，也不会感到窘困。
礼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感情的表现形式；而仁慈的行为则是内心恩德的真实效验。所以礼仪是依据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爱在人 容颜上的流露。正因为这样，礼仪形式不可能超出实际感情，而仁慈的行为也无法超越内心仁德的范围。这是治世的一般道理。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这就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而人们为了做到这点，就只能以虚假的感情来应付这三年之丧；实际上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三个月倒是切合人性：人们在这三个月中能充分表达哀情。这正说明，儒墨两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动的规律，硬是制定出违反人之常情的礼节，并硬性规定丧服等差和期限。表达悲哀的仪式要合乎实情，安葬父母的葬礼要对得起养育之恩。不强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强行阻绝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礼仪形式的规定要恰如其分，这样就不太会受人非议。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尊卑谒见礼节，跳《采齐》《肆夏》那样的舞蹈，而是认识到用这种繁文缛节旷日烦民，实在毫无意义，所以制定礼仪只要能表达真情实意就行。古人也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旄、纵一情 欢乐，而是认识到这样太浪费财物、扰乱政事，所以制定乐礼只要能抒发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庆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古人也并不是不会消耗国力、劳民伤财，为达官贵人举行葬礼，让死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用绵丝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认识到这样做只能使百姓更穷困、事业受破坏，而对死者的枯骨腐肉毫无益处，所以安葬只求能够收埋掩盖就行。过去舜南巡去世于苍梧，就地埋葬，而且也无国葬仪式，都市店家照样开门营业；禹视察一江一 南死后埋于会稽山，农民照常在田间耕作劳动。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道理，也 通晓奢侈和节俭之间的界限。乱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现不一样；礼仪形式花头花脑，音乐花俏而失去节度；看重死者而损害活人，而服丧三年以孝行哗世则更是束缚人的本性行为。因此世风浑浊，诽谤朝政的事也就时有发生，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废除他们的那一套而不用。
所谓“义”，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为适宜；所谓“礼”，就是为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仪式。“义”本来的含意就叫“宜”（适宜），“礼”本来的含意就是体现情感。过去扈氏就是死抱着过时的“义”而被启杀害，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义”还要适合时宜；鲁国是以孔孟儒家的礼法来治国的，但结果国力日益衰弱，这是因为鲁国国君不知道“礼”是要体现真情实意的。有虞氏的礼法是：他们用土堆成社神，季夏六月祭祀宅神，人死后埋于耕地下面，音乐则有《咸池》《承云》和《九韶》，而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法是：他们用松木做成社神，于春天祭祀户神，丧葬时灵车棺柩四周围上帐幔，并装饰着翣扇样的饰物，音乐则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而服饰崇尚青色。殷人的礼法是：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在秋季祭祀门神，有在坟上种上松树的丧葬礼法，音乐则有《大濩》和《晨露》，而服饰崇尚白色。周人的礼法是：他们用栗木做成社神，在夏季祭祀灶神，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的习惯，音乐则有《大武》《三象》和《棘下》，而服饰崇尚赤色。这上述四代的礼乐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变化，同样服饰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礼法都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的人伦。现在如果死抓住一国之礼法或一君之法籍，以它来否定、非难世代变化了的礼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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