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怖中漏出几句对他大为不利的话来：‘血呀！我真罪有应得！’但是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说些什么，怎样回答，这一切他还没有准备好，但却准备好了一味矢口否认：‘我对于父亲的死并没有犯罪！’这是暂时先垒起的一道围墙，以后也许还可以在围墙里面再筑起一座壁垒。
为防我们进一步追问，他对最初漏出的几句对自己不利的话急忙解释，说他承认自己有罪，只是指打死仆人格里戈里而言。‘我对于这人的血是有罪的，但是诸位，谁杀死父亲的？谁杀死的？如果不是我，谁能杀死他呢？’你们听听：他反倒来问我们，问特地跑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
你们听到他这句预先说上前的话没有——‘如果不是我’，注意到这种野兽般的狡猾，这种幼稚的语气，这种卡拉马佐夫式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没有？不是我杀的，你们连想都不应该想是我杀的：‘我想杀，诸位，我曾经想杀，’他连忙承认（他说得那么匆忙，实在太匆忙了！
），‘但是我到底没有犯罪，不是我杀的！’他说他想杀，是对我们的让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自己看见，我是多么的诚实，所以你们更应该赶快相信不是我杀死的。唉，罪人在这种场合下有时真会变得难以置信地轻率和轻信。
当时，预审的法官们好象完全不经意似的，突然单刀直入地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的？’这一来就发生了正好是我们预料中的情形：他非常恼火，因为人家抢到了他头里，在他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选好和抓到最适当的时机引出斯麦尔佳科夫来的时候，就出其不意地打中了他的要害。
出于他的本性，他立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自己竭力对我们解释起来，说斯麦尔佳科夫决不会杀人，没有杀人的能力。但是你们不要相信他，这只是他的狡猾手段：他根本没有撇开斯麦尔佳科夫，正相反，他还要把他抛出来的，因为不把他抛出来就没有别人可抛，不过他想找另一个时间，因为眼前这个机会暂时被破坏了。
他也许要到明天，或者甚至过几天以后才把他抛出来，他会选好一个时机自动向我们嚷起来：‘你们瞧，我自己曾比你们更坚决否认斯麦尔佳科夫有罪，你们自己应该记得，但是现在连我也相信了：这是他杀的，不是他又是谁！
’可是在他正阴沉而气恼地否认的时候，一种恼怒和不耐的心情却促使他作出了一个极其笨拙而不可信的解释，说他如何朝父亲的窗内张望了一下，又如何恭恭敬敬地离开了那个窗子。这主要是因为他还不了解，不知道苏醒过来的格里戈里已作出了怎样的证词。
我们着手搜查他的身体。搜查使他发怒，却也使他壮了胆：没有找到全部三千卢布，只找到一千五百。而且不用说，正是在他恼怒地沉默和否认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才第一次产生了关于护身香囊的念头。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感到这种虚构是多么难以令人相信，所以他费尽心机，拼命费尽心机地想使它显得可信些，把它编成一套煞有介事的神话。
预审的法官们遇到这类情况，最要紧的一件事，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不让他有所准备，出其不意地进行突然袭击，使罪犯把他的隐秘的念头十分天真、荒诞而且矛盾地吐露出来。只能用一种方法使罪犯开口，那就是出其不意而且似乎毫不经意地告诉他一桩新的事实，一桩意义重大，但他一直毫未料到，而且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的情节。
这样的事实就在我们手头，早就在我们手头预备好了：那就是仆人格里戈里清醒过来以后所供被告从里面跑出来的那扇敞开着的门的事。关于这扇门他完全忘记了。至于格里戈里会看见它开着，更是完全没有料到。发生的效果大极了。
他跳起身来，忽然对我们嚷道：‘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的，是斯麦尔佳科夫！’这样他就泄露了他的这个主要的隐秘的念头，而且是在最荒唐不可信的方式下泄露的，因为斯麦尔佳科夫只有在他把格里戈里打倒在地抽身逃走以后才可能杀人。
当我们告诉他，格里戈里在倒下以前就看见房门敞开着，而他走出卧室的时候，还听见斯麦尔佳科夫在隔板后面呻吟，——卡拉马佐夫听了真象是挨了一闷棍。我的同事，我们聪明可敬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以后对我说，他在那时候心里可怜起他来，简直想掉眼泪。
就在这时候，为了想挽回局势，被告才连忙把所谓护身香囊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仿佛在说，好吧，那你们就听这个故事吧！诸位陪审员们，我已经向你们表示过我的意见，为什么我认为一个月以前把钱装在护身香囊里的那套话不但荒诞，而且是极不可信，因为这种虚构只是在这种情形下才想出来的。
即使有人打赌想说出和想出最不可信的故事来，他也想不出比这再坏的东西了。主要的是，别人可以用一些细节来把这种得意非凡的故事家逼入困境，压得粉碎，现实生活是永远不乏这种细节的，但那些不幸的、身不由己的编谎人却总是把它们当作似乎完全没有意义、没有用处的小玩意而加以忽视，甚至连想都不去想它。
是的，他们在这种时候顾不到这些，他们的脑筋只在那里创造庞然大物，谁敢请他们注意这类琐碎的东西！但是恰恰就在这上面他们被抓住了！人家问被告：‘你缝护身香囊的材料是从哪里拿到的？谁给您缝的？’‘我自己缝的。
’‘但是那块布是从哪里拿到的？’被告生气了，他认为这简直是故意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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