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概为十家或数十家。此又可与前述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情形相印证。
《三言》中所述客商，通常搭雇内河船只载货，自备船只者不可多睹。《蔡瑞虹忍辱报仇》(《恒》)叙明代事。内有卞福者，“汉阳府人氏。专在江湖经商，挣起一个老大家业，打造这只大船。众水手俱是家人。”此情形似为例外。通常一般客商均需雇船。船主则以撑驾船只为生，并不上岸贸易。《宋小官团圆破毡笠》描写有一刘顺泉者“双名有才，积祖驾一只大船，揽载客货。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脚银两，一个十全的家业，团团都在船上，就是这只船本，也值几百金，浑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这行生理。”另一船户，则租得仕宦之家船只，载货牟利。此为《苏知县罗衫再合》（《通》)所叙“仪真县有个做惯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坝上街居住，久揽山东王尚书府中一只大客船，装载客人，南来北往，每年纳还船租银两……”
客商有专包一船载运其货物者，例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御史所化装之客商。亦有多数客商积资合雇一船者，例如《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明》)之三四十人共搭一船。后者在明代似为常态。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呈崇祯帝之奏疏称，客商之一税单，常包括应税货物二三千余件，为客商数十人所共有此奏疏载《倪文贞公全集》，亦载于《续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页2938。本人节译英文载于WilliamTheodoredeBary(ed.)，SelfandSocietyinMingThought(NewYork,1970)，。亦即内河商船一船搭载之状态，此与各税关报告之情形亦吻合可见《北新关志》，节载于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及清代之《淮安三关统志》……
明清时代之商业书籍，亦着重于行旅，内中若干款目，为客商雇船搭船之箴言，如《士商要览》称“搭船行李潇然，定是不良之辈”《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9。“潇”字似误笔……即系警告客商，注意同船搭船之人。
《三言》又称：“原来坐船有个规矩，但是顺便回家，不论客货私货，都装载得满满的，却去揽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号，免他一路税程，不要那官人船钱，反出几十两银子，送他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此段出于《苏知县罗衫再合》。其叙述亦与晚明情形相符。17世纪御史祁彪佳由漕河南行，有商船三艘，载枣货与之并行，管理临清商税之主事何任白，即令其所有同行者一切商税均免。祁虽未称其接收坐舱钱与否，但因仕宦名势免税一节，似属司空见惯。祁不但不加隐讳，并将其详情，于其日记中叙述《祁忠愍公日记》(绍兴，1936年版)，又周之龙《漕河一》，亦有类似之记载……
旅途遇盗，为明代客商常有之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内陈大郎所雇民船，在枣阳遇盗。本钱被劫一空，陈“走向船梢舵上伏着，幸免残生。”有时民船船主亦可能在航行中劫杀客商，以取得其财货。《苏知县罗衫再合》中之船户即为一例。所以明清商业书，均劝告客商，顾及旅途安全，所有财物，尽力掩饰。如“逢人不可露帛，处室亦要深藏，乘船登岸，宿店野行，所佩财帛，均宜谨密收藏，应用盘缠，少留在外。若不仔细，显露被人瞧见，致起歹心，丧命倾财，殆由于此。”又“天未大明休起早，日才西坠便湾船”见《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8~309……前后文字如出一辙。
商人在外，通常无法与家人通讯，亦不知目的市场及情形。蒋兴哥去广东一年有半，未曾有书邮到家，其妻室须请算命人问卦以卜其行止。陈大郎既被盗，又旅途害病，其致家书于其妻室，乃托传递公文之吏员代投。故事原文称：“陈大郎心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写成家书一封，请主人商议，要觅个便人捎信往家中，取些盘缠，就要个亲人来看觑同回。这几句正中了主人之意，恰好有个相识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宁一路，水陆驿递，极是快的。吕公接了陈大郎书札，又替他应去五钱银子，送与承差，央他乘便寄去。”
此一封书信，付费银五钱，始能转递，而仍非普通一般人可经常央便者，因文内称，此传递公文之承差，系牙商吕公旧识，又湖广襄阳去徽州宁国，正当汉水及长江孔道，才有此种便利。不过明朝传递公文之差使为私人带信，则亦为司空见惯。如复社之彼此通知，均利用公家驿传，“名为公文，实私牍也。”《复社纪略》亦称：“比年而后，秦、晋、闽、广，多以文邮置者”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1935），页164，166。参见宫崎市定《张溥とその时代》，载《东洋史研究》33之3号（1974），页338~339……亦系私信公传。其弊在政府邮递，不能任私人公开大规模使用。
如缺乏此种机缘时，客商只有托其他客商带信。陈大郎对蒋兴哥云：“兄长此去，小弟有封书信，奉烦一寄，明日侵早送至贵寓。”客籍商人有在他乡开典当铺者，仍与原籍乡里时有往返，有时其差使亦替私人转信。陈大郎在枣阳县，时去大市街汪朝奉典当铺打听，其目的在“问个家信”。不过音讯往返，极不经常。如经常不断时，则前述托承差转信为不必要。
商业通讯不正规，为各地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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