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规之一大主因。前述阿寄贩漆于苏州，正遇苏州缺漆之日，因此其利润，“除去盘缠使用，足足赚对合有余。”其贩籼米时，则“兴化米三石一两，杭州石一两二钱。”相去为三倍半以上。此段当然有夸大作用，但客商除往来于生产地区及消耗地区之间预期其物价高低足供牟利外，无法探知其一时之需要及供应详情，则为事实。阿寄之数次获利一倍以上，实为意外之幸运。其反面则为供给超过需要，尚可致客商赔本。亦即经商于明代，多少均带有投机性质。16世纪末年其他文件有时亦论及此情形，如广东之铁，行销于长江以南各省。“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近年惠、潮铁罄，告开龙门铁山，迄未准行，客商艰于得铁，多怀空银回家”霍与瑕《上吴自湖翁大司马书》，见《皇明经世文编》，卷368……即可见生产地区无法供应，客商仍未悉其详，必至耗费川资，徒劳往返。
然《三言》故事中，除《桂员外途穷忏悔》外，无直接记载营业亏本者。一般所叙，除描写旅途不安，客账难收，生活不定外，商人之经济报酬，仍常丰裕。此甚可能为当日常态。明代末年，一般利息均在月利百分之二以上《中国货币史》，页474。寺田隆信之估计为年利百分之三十，详《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3……客商之经营，当必以超过此额或至低保持此收入为目的。如本利之间距离有限，则无人经营。又客商非亲身往返不能成交，旅途又常迟滞逾月经年，则如近代资本主义商业之每次获利微，但其规模渐次扩大，运销渐次集中，而其转载亦渐次经常之方式必难于中国实施。互相比较，明代商业以小规模高利润，不定期运货，而各客商间无直接竞争为原则。前述户部尚书倪元璐呈崇祯帝奏疏，亦称当日商人至北京崇文门所提供之货单，尚列至“一裙一纱”此奏疏载《倪文贞公全集》，亦载于《续文献通考》(《万有文库》本)，页2938。本人节译英文载于William Theodore de Bary(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1970)，。唯其如此，商人方能获得高度利润。万历时耿橘之《平洋策》称：“商贾获利三而劳轻……贩盐获利五而无劳”此《平洋策》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册5，节录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27……原文笼统欠确切，其前文则称：“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则似称商人获利为其本金三倍。其系一年或一次旅行往返之成果，或多次经营之所致，则未阐述。唯其印象为商贾获利多，则无可置疑。又多数日本学者，引证《史记》，亦称传统中国商人，纵忠实不苟且，每次资本转运之余，亦必获利为其本金五分之一，稍急进者，则为其本金三分之一《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90……亦即三次周转，本利相埒。若此为经常情形，则可知商业发展，不能与现代社会情形比拟。其背景为商业资本有限，信用未展开，安全无保障，非利润高商人无法从事。商人虽在此情形下通有无，各地物价仍相差至巨，运输脚力囤站盘剥税金等，尚在前述利润之外。是以物资流通有限度，各地生产亦受商业利润之拘束，农村过剩之物资及劳动力，亦不能有利使用。
客商既在本籍及经商之地均有接触，则其经商多以两端物资互相周转。如阿寄之以银换漆，以漆换米，又以米换银。《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之吕玉，原籍常州，仍往附近嘉定太仓收买棉花、布匹，贩运山西，回时又“收些粗细绒褐，转来发卖。”因其旅途操劳，既有其一，不如并为其二也。
然物资周转，不能随时遍地皆然。长江三角洲地区，物产富饶，常为通商时银货入超之区。即该地区，税收较各处为多，民间白银既以付税方式缴政府而转运于华北，则必赖以当地土产吸收华北之白银，方可在长期中保持平衡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80。是以商人经常携带现银往该地区采购物资。清初叶梦珠云：“吾邑(上海)地产木棉”，所织标布，“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者，多或数十万两”《阅世篇》，卷7。节录于《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1957)，页21……又前述“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均似称一年之内，商人携现银入境，可积累达数十万两。《三言》非研究商业之专著，无计算其总数之处，但各章节间，均有各地客商亲携现款之记载。《施润泽滩阙遇友》称施途拾包银六两，自忖：“若是客商的，他抛妻弃子，宿水餐风，辛勤挣来之物。”足见客商身携白银，是为常态。《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称客商有银二百两，亦藏在“搭膊”之中。二百两为重十二斤有半，其赘疣情形可见。《陆五汉硬留合包鞋》（《恒》)亦称：“兜肚有两锭银子，每锭十两重。”即《卢太学诗酒傲王侯》所称卢楠，虽系地主而非商人，“雇工的也有整百，每年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银子，银藏在兜肚中。”
即使资金超过“腰缠”之可能性，明代商人仍自身携带，此可在《三言》资料之外窥见。如《客商规鉴论》云：“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所述“万金”实际为白银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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