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为重六百余斤，虽则文字为概叙，不必完全符合事实，但所携之本银，谅非小量。同书又云：“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岂宜相托舟子车家”见于《山西商人の研究》，页300……其行李中所藏珍物，亦显系白银。
明代剩余资金，因无信用存款之机构，除经商及高利贷之外，只有埋藏地下。施润泽两次掘地得银，每次均在一千两以上。《杜子春三入长安》(《恒》)叙隋代事，但其中所说“他祖上埋下的银子，想被他掘着了”，可视为明朝社会常态。《膝大尹鬼断家私》内，倪太守竟埋金一千两，银一万两。虽其数量可能为小说作家之渲染，然藏银地下，则为富家习惯，其他资料，亦称如是《中国货币史》，页480；周玄《泾林续纪》（涵芬楼本），页5。，情节确凿，为中国商业资本不能发达之又一因。
《三言》中所叙之客商，无一人携眷经商。生活裕如之客商，则在客处娶妾。《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之薛婆称：“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即指此种趋向。《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有诗一首，开句云：“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因此杨亦在漳州另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