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地说。
埃迪轻快地说：“我在离任前会给你一大堆写作任务，诸如冒险故事、爱情故事以及我经常写的书评等，怎么样？”
“好啊！”我快活得差点要跳起来，又随口问：“你估计何时能把你那本小说写完？”
“再过几个月吧，”兰舍说，“你的呢？”
我最怕别人问这个问题了，因为至今我仍然是仅仅写了个提纲。我本打算把关于亚利桑那州那件家喻户晓的刑事案件改编成一部小说，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我把提纲寄给出版商，他们都不同意预支稿酬给我，说是这种小说不可能赚钱，因为它牵涉到一个被绑架的小孩最终被杀害的惨案，人们不会同情小说的主人公——那个绑架者的。我打算写的另一部小说《罪恶与惩罚》也把出版商给吓跑了。
“我还在写呢，”我说，“还要写很长一段时问。”
兰舍同情地微笑着说：“你是个好作家，别担心，你总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的。”
我们长时间地谈论着写作和书本，两人都觉得自己比那些畅销书单上的大多数著名小说家还强，只不过命运的天平倾向于他们，让他们名利双收罢了。我离开兰舍时，已经对前途信心十足。兰舍总是鼓励我，他是我今生遇到的少数几个乐意鼓励我的人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容易与人相处，又很机智和有才华的人。他夸奖我有才能的话使我振奋起来。
就这样，一切事情都随着我离开民政部而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我现在成了专职作家，能过上诚实的生活了。我不但免去受牢狱之苦，而且再过几个月就能搬进我有生以来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子。看来以前犯点小罪反而有好的报答呢！
两个月以后，我搬进了刚建好的在长岛的新家。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卧室，我们还共有三间浴室和一个专门的洗衣房，这样我就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在泡浴缸的时候，头部总是被刚洗好的衣服淌下的水滴所困扰了，也不必等孩子们都洗完了才轮到我洗。我还有一个充满繁文缛节的豪华的私人小天地——一间可以供我写作的书房。我们的新家还附有一个有花有草有树的小花园。有了这座我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我到底能够和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了。总之，这些许多同龄人早就拥有的东西，现在我也终于拥有了！
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的家人安全了——我们总算离开了那些贫困和绝望的邻居。他们永远不可能赶上我们，他们的悲剧不再能威胁我们并造成我们的不幸，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成为孤儿！
有一天，我悠闲地坐在新家的走廊里，观赏后院的风光，忽然意识到：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将来的幸福怎么都不可能超过现在。这个想法使我感到有点不愉快，如果我是个艺术家，为什么就仅仅满足于一个我所爱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孩子和一栋廉价的郊区房子这样的小康生活？当然，我不能和法国画家高更比，但是，也许正是安于现状使我写不出作品来？我心里极其痛苦地涌出一种对维丽反感的情绪，上帝啊，是她把我牢牢地拴住了！
除了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不满足，其他一切都很顺利。对子女心满意足是人之常情，他们的确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在我儿子五岁时，有一次，我带他在街上散步，有只猫从地窖里跳出来，跑得很快，简直像在我们面前飞行一般。我儿子稚气十足地问我：“那是只胆小鬼吗？”回家后，我把此事讲给维丽听，她兴致勃勃地把它写了下来，要寄给一家专门为精彩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社。我的反应与她不同，我想也许他的小朋友曾这样笑骂过他，而他对这句话根本不理解，反而没感到是受了奚落。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儿子所接触语言的奥秘和经历，我羡慕他的童真，也羡慕他有父母可以交谈，同时他的父母还会为他的才能大惊小怪。
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全家人在第五大街散步时，维丽在欣赏商店橱窗里那些她永远也买不起的衣服。有个只有三英尺高的衣着考究的妇女向我们走来，只见她穿着雪白的有皱边的衬衣，外边套了件麂皮背心，下穿一条深色的苏格兰粗呢裙子。我女儿拉一拉维丽的外衣，指着那个侏儒妇女问：“妈妈，那是什么？”维丽感到既惊恐又不好意思，她对伤害别人感情的事一向反应过敏。她赶紧叫女儿不要作声，直到那个妇女走远为止，然后才详细地向女儿解释说那妇女永远不可能再长高了。女儿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于是又问道：“你是说她不会长大，那就是说她也像你一样是个小老太婆？”维丽尴尬地冲着我笑一笑，回答她：“是的，宝贝。别再想这件事了，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给临睡前的孩子们讲故事，女儿似乎在沉思，没听故事。我问她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爸爸，我究竟是个小女孩呢，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老太婆？”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有无数类似的有关他们孩子的故事，因为这些事天天都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然而我仍然禁不住陶醉在和儿女们一块儿分享生活的乐趣中，这些欢乐丰富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编织而成的。
再说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不断地淘气，一会儿把食物扔到哥哥身上，一会儿又故意倒翻饮料，接着还把船形调味瓶撞倒，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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