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维丽怒不可遏，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她吼叫：“你再多干一件坏事，我就宰了你！”这当然是个夸张的威胁，但是女儿非常认真地盯着她并且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枪吗？”
这可真够滑稽的，她居然以为除非她妈妈有枪，否则就杀不了她。小家伙对战争、伤风败俗的强xx犯和猥亵犯、交通事故、殴打、癌症、中毒、被人从窗口扔出去等等，均一无所知。我和维丽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维丽爱怜地对她说：“我当然没枪啦，别傻了。”听了这几句话，女儿脸上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而维丽从此以后也没再说这类的气话了。
维丽有时也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富于宗教色彩，也越来越保守了，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梦想当作家的玩世不恭的格林威治的女孩子了。住在城里的公屋区时，是不准养宠物的，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喜爱动物，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她就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尽管儿子和女儿在草地上玩小狗小猫时的情景动人，我仍然感到有点不高兴，我不喜欢家养的猫和狗，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孤儿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宠物。
我对维丽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夫妻和谐的难能可贵。她是一个作家的贤妻及其儿女的良母，当遇到孩子们跌伤需要缝针，伤风需要吃药之类的事时，她从不惊动我，也不叫我帮忙。说到家务活，我最没耐心干了，而她任劳任怨，把通常是男人干的那些粗重的家务活也全包了。她父母家离我们只有30分钟的车程，她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开车带孩子们到那里去，她甚至不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同前往，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拜访，了解我情愿利用独处的时间写作。
不知道为什么她晚上经常做噩梦，也许是和她那充满天主教教规的童年有关。晚上，她即使是在熟睡的时候，也会绝望地轻声叫喊与哭泣。每当这种时刻，我不得不叫醒她。有天晚上，她在梦中极度惊恐，我把她紧紧搂在怀中，问她梦见什么，有何不妥？她在我耳边柔声地说：“千万别告诉我关于我即将死亡的事。”
这件事对我的惊吓非同小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去看过医生并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追问此事时，她竟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又问她是否去看过医生，她反而笑我婆婆妈妈，还若无其事地解释道：“这和童年所受的宗教教育有关，也许是我害怕下地狱的缘故。”
我为杂志社当自由撰稿人已有两年了。看着孩子们成长，婚姻美满得使我几乎要自寻烦恼。维丽经常回娘家，而我则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的小书房里写作，因而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一边在写作，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一边在为杂志社写稿，每周至少三篇。我写那些有关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为了消遣和名誉，而给杂志社写稿则是为了挣钱养家。我估计得再过三年才能把小说写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每当感到寂寞时，我就把越堆越高的手稿拿出来通读一遍。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健康成长，看到维丽越来越知足常乐，怕死的念头也越来越少，我感到无比欣慰。谁都说好景不长，我认为好景之所以不长是因为你不想它长，如果样样事情都完美无缺时，你就会去自找麻烦。
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也已经两年了，每天写作十个小时并阅读自己拥有的杂志、报刊和书籍；每月去看一次电影，日子过得非常有规律。有一天，埃迪-兰舍打电话约我去市区吃晚饭，我高兴极了，这可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去看纽约市区的夜景。这两年里，我每次去市区跟杂志社的编辑讨论约稿事宜，都是在白天完成的，而且我总是开车赶回家吃晚饭。这一方面是因为维丽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不想错过晚上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欢乐，再有就是晚上可以在清静的小书房里写作。
这一次是因为埃迪-兰舍刚从好莱坞回来，他向我打包票会有重要消息告诉我，还有美食等着我去分享。像往常一样，他问我小说进展如何。他总是以慧眼识英雄的态度待我，始终以为我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巾少有的、不带任何私心地真诚待我的一位。他有些地方很有趣，令我非常羡慕，他还让我回忆起维丽在新学校学习写作时的情景。她那股劲头当时充斥在她的写作和日常生活中，即使是现在她每隔一段时间也会表现一下。我在电话里告诉埃迪我正好第二天要到杂志社去谈约稿的事，谈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共进晚餐。
那天晚上，他领我到一家叫珍珠的饭店去。我真是孤陋寡闻，竟然从未听说过纽约有这么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中国菜。我把新鲜感告诉埃迪，他觉得不可思议，也因此详尽地给我介绍了中国菜的各种珍馐佳肴，还指出哪些是名牌菜并把“招财饼”上那些汉字的意思解释给我听。看到我想吃招财饼，他赶紧阻止我说：“哦，你千万别吃这些饼，如果吃了就太没品味了。看来今晚你最大的收获要算学会不应该在中国餐厅吃招财饼。”
两个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已够逗的了，数月后，我在《绅士》杂志上看到他利用这件趣事写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既开自己的玩笑，又开我的玩笑，把这件事叙述成一个精彩感人的故事。看了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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