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化日之下。领导指出：事实证明，外部势力所以当时能掀起那么几个可怜的浪头，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混在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坏人的策应配合。领导说，是敌对势力在我们的队伍里安下了大大小小的钉子，这是我们的心腹隐患。六二年的事情是坏事，但是干坏事的人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不可能不露出马脚，这就给我们创造了辨踪寻源，拔掉大小钉子的空前有利条件，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赛里木很自然地考虑到农村，考虑到农村的这一仗应该怎么打法。现在，太好了，毛主席的指示下来了，他完全相信：毛主席的指示来自群众，来自实际;而当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实际生活的客观要求，被革命领袖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后，将会演出一场场怎样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啊！
正像一个熟练的音乐家看到乐谱就听得见管弦交响、鼓乐齐鸣的合奏；像一个建筑师看到蓝图就看得到大厦高楼，作为一个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赛里木从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中，已经感到了千百万群众继续革命、创造历史的有力的步伐。党的号召将像春风一样地吹遍祖国大地，斗争的风雨将把锦绣江山洗濯得更加明媚，打完了这一仗，他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过好日子喽……而为了达到这一点，需要他做的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和麻烦的工作。
毛主席亲自为“前十条”写下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节。毛主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过程。这一段深深地教育了他。这说明“前十条”是来之不易的，说明“前十条”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党长期以来的农村工作经验（也还有教训）的总结。对“前十条”的领会和贯彻，也将有一个艰巨的、可能是曲折的过程。
赛里木还体会到，根据主席的“反复过程”说，也就能理解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磕磕绊绊了。三面红旗伟大恢宏，做起来是需要多次反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历尽坎坷而又绝不言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现在，有什么党能与她的坚定与苦干相比？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为止，在赛里木的心目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称得上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枕戈待旦、鸡鸣起舞、如火如荼、宁折不弯，古今中外，你再见不到任何别的组织成员能与他们相比！
为了能较快地和较正确地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的精神，当务之急是要下去，取得第一手资料，解剖麻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使赛里木深知正确地掌握下情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花力气的事情。他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有少数领导干部，他们竟能那样轻易地作判断、发指示。他们浮皮潦草地坐车转了一转，下车看了一看，或者听了几句汇报，问了几个数字，就能长篇大论地指示起来。他们在路边发现了几棵草，马上就批评那里的田间管理工作，其实，大多数田亩里有情况他并不知晓。他们看到生产队文化室里撂着许多书籍，马上就笑嘻嘻地点头称赞这个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也许这间文化室平常是锁着门，只是上级来的时候才打开那么三分钟的……还是弄清了情况再发言吧，有几个小时不作指示是不会被低估和不敬的。
赛里木没有带其他的工作人员，没有带汽车和驾驶员；他暂时不希望由于自己的到来而造成什么惊动。虚心体察情况，这是他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你以为在农村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容易吗？试试看？在和田的时候，他所在的县有一位汉族副县长，一九六○年带着一个翻译下乡，他非常得意地培养了四个积极分子，还说要为他们写什么报告文学呢。这四个积极分子都是相貌端正，口齿清楚，开会时爱发言的。特别是如果碰上副县长主持会议，却又发生了冷场现象，他们立刻会一面自己说着一面启发别人：“都谈一谈嘛！随便说嘛！不要顾虑嘛！谈一点是一点嘛……”真是一些可爱的宝贝！他们见到干部就会主动地凑过来，握起手来比别人紧。谈话亲切，介绍情况主动。一见领导脸上就笑成了向阳花。当副县长讲话时他们频频点头和响应，并不断地出声地说着：“正确！”“好！”“正是这样！”“就是它！”而且这四个人总是争相请副县长到自己的家中去喝茶吃饭。不用说，饭食做得比别家更可口些，一边端饭一边还要说明：
“副县长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能干点什么呢？唯一的心愿是：尽管是粗茶淡饭，也希望副县长同志吃饱吃好。多吃一碗吧！我们多吃一碗饭，不过是多挖上几抬把子土，可您呢，多吃一碗饭不知要为革命为人民多做多少大事情啊！”
然后，在副县长的满意的咀嚼声中，他们开始叙述同队的其他人的短处，并适当地提出一些个人的请求，“我欠队上二百块钱，那是因为我有病才欠下的呀……”“我儿子要结婚了，跟队上借二百块钱，队长就是不批……”
……后来弄清了，他培养的四位积极分子，一位年老的是过去的牲口贩子，或者叫牲口牙行，极善辞令，很有江湖和生意经验，他最怕的就是下地劳动，最喜爱的就是在会上发言与跟上边来的领导干部谈话，他历来都是“积极分子”，他“积极”的主要目的是不劳动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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