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把信烧掉的，有了这封信，写信的人的把柄就攥到了他的手里。但这封信同样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是的，烧掉了好，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封信。噢，帕夏汗生气了吗？让她生气去吧，甚至把这样的话传给女人们也不错，在她结交的那些女人们中间，风流韵事将不会有损于男子的名誉，而恰恰相反，会增加他的男人的雄风与魅力。
虽然库图库扎尔全身心地憎恶、轻视、又惧怕这个写信的人和他采取的写信的方式，但是，信的内容却强烈地打动了他。
库图库扎尔扭转了自己的情绪。他向赛里木主动出击。他大放厥词，把同情和庇护外逃分子、挑动反汉情绪的特大号的帽子戴到了伊力哈穆的头上以后，他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伊力哈穆与里希提勾结起来，企图把他放翻。从各方面的表现一直说到伊力哈穆甚至不择手段地破坏他的家庭关系，教唆和挑动库尔班向他要钱寻衅，最后又不知把库尔班隐匿到了什么地方。
库图库扎尔的这些话甚至对于他自己来说也像天方夜谭一样地是新鲜的、闻所未闻的、富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听着他自己说的这些话，他既觉得毛骨悚然又觉得淋漓尽致。他担心自己的信口开河，又佩服自己的勇敢和口才。他越说越快，越说越重，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您认为，库尔班是被伊力哈穆藏起来了吗？”赛里木问。
“是的，当然，毫无疑问。至少客观上是伊力哈穆把他藏了起来。”
“什么叫客观上把人藏了起来呢？”赛里木不懂地问。
“伊力哈穆的挑拨是造成库尔班不见的根源。”
“他怎么挑拨呢？”
“他的挑拨太多了。他曾经对库尔班说：‘库图库扎尔不是你的亲爸爸，不会真疼爱你的。让你干活，你要尽量少干一些，帕夏汗做饭如果不合口味，你就和他们哭闹。他们绝不敢打你。’伊力哈穆还说：‘从现在起就要向他们要钱，要了钱，我给你存起来，一晃你就是大小伙子了，到时候没有钱办喜事，有谁会管你？’等等等等。”
“您听到这些话了？”赛里木仍然不大相信地问。
“当然听到了！最初，他说了这些话，库尔班回来告诉了我们。后来，他的挑拨奏效了。有许多话库尔班不再告诉我们了，但仍然有许多别的社员听到了这些话，告诉了我们。”库图库扎尔眼不眨心不跳地信口说着，他早从幼年就早已积累下这样的经验了，谎话一经开头，就必须一鼓作气，坚持说到底，不要怕把慌扯得太大，要扯就必须越扯越大，越大就越能使人头晕目眩而最后相信。但是，他也不宜在这个问题上停留过久。他说：
“结果，伊力哈穆反倒在支部会上给我提意见，说什么我虐待了库尔班。他的目的就是要操纵支部会，把当前的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我。这纯粹是不怀好意。县委书记同志，我建议您控制一下、掌握一下会议的方向，不然，我也不得不被迫把上述的那些事情全给他兜出来！到那时候，可就不好收拾了。”他说的最后的话，带着一种露骨的威胁的口气。
“那也好嘛，”赛里木和善地点点头，似乎并没有察觉什么，“把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让大家共同议一议，分析分析，这是正常的做法。这有什么不好收拾的呢……譬如，关于死猪的事，我去年就听您讲过的，县委的简报上也曾经登载过这个事情，您在州上的大会上也讲起过，是吧？”
“是的，是的。”库图库扎尔忙答道。
“那时您的讲法和今天有所不同。您没有提出过伊力哈穆的问题，您们说，死猪闹事的幕后人是地主分子玛丽汗和依卜拉欣。”
“当然，当然有地主分子的捣乱。至于伊力哈穆的问题，我是逐渐认识到的。”
赛里木又随便地问了几个情况，关于乌尔汗儿子的找回，关于穆萨的当选队长，关于包廷贵在乌鲁木齐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赛里木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了不少材料，他根本不是那种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其实很容易被欺蒙的领导人。他提的这些问题都是对库图库扎尔很不利的，好不容易他随机应变应付了过去，自信还没露出太大的破绽。但是，当库图库扎尔离去的时候，尽管县委书记没有否定他、批评他，他刚来时那种进攻的锐气已经大大地减弱了。
“看样子庸庸碌碌，实际上眼尖，心也很厉害，还不大好对付呢。”库图库扎尔悻悻地想，“不行就给他来一个混战，反正没抓住我什么大把柄。”库图库扎尔安慰着自己。
库图库扎尔走了，赛里木一个人在临时充当他的宿舍的支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有意思。”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有意思。”他又说。
作为领导者，见到矛盾暴露出来，他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库图库扎尔突然如此凶猛地告了伊力哈穆一状。说是告状，因为它超出了一般反映情况、甚至是揭发问题的范围，完全是一种诉讼的口气，宣判的腔调，揪住不放的恶狠狠的敌意和幸灾乐祸的洋洋自得。比较一下伊力哈穆、里希提、热依穆、乌甫尔他们对库图库扎尔的意见，事情很明显：他们的谈话中充满了苦恼、犹豫、焦急和气愤，表达了他们对于一个担任支部书记的同志的期望和不满。唯其期望极大，所以不满也十分强烈。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他们的语气是疑问的，他们希望身为县委领导的赛里木帮助他们来分析解决这一问题。
库图库扎尔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只是想在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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