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类似情形。亦即当时拥有羡慕的对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层结构的位置。在同样眼光下，不少写历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点，气愤满胸，也随着外界的作家将前清的君臣一律指为“故步自封”，在铺陈现代政治时，不分畛域的以贪污、腐化、无能，作一切问题的解释。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或如我们刻下所述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体制，无不需要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除非客观的条件已成熟，除非其财政措施已近于商业化趋向，否则改造必相当艰难。旧体制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之际，必有前后矛盾，本末颠倒的事态。有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我们在分析中国长期革命的时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上述各国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总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历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时期。
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可算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创业者赵匡胤是一位高级将领。他即位后，较少与儒臣讲解经典，反倒经常临幸造船务、督导水战、观炮车碾碨、亲黜医官艺之不精者，各项活动前后不绝。可见他较重视科技，而不重视抽象的理论。他又谓以绢24匹购一契丹首，绢200万即可以消灭对方的精兵。这也无非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可以展开而为军事力量。因之朝代开创以来，即治坑矿、铸缗钱、组织茶盐开中，酒曲官卖，民间经济受到刺激，也随着突飞猛进。《宋史》称，宋太宗时（976－997年）“油衣峦幕损破者数万段”，可见当时军需规划者及于军士之雨衣、行军之帐幕。欧洲几个世纪之后尚无此等体制。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已入12世纪，开封在不久之后沦陷于金。可是画中所示的都市繁荣景象，在当日的世界里无出其右，即较之20世纪中国内地的口岸，也无逊色。
而在科技方面，中国之拱桥、建筑物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漏水之船舱、航海所用的指南针、船舰之装踏水轮、使用的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之技术，和极可能存在的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此二者之图解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出现。自此之后，中国再无如此杰出表现。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国历史里号为“积弱”。一个注重军事的朝代，作战时却常失败。一个以南方水利为根据地的国家，却敌不过北方人文简单、水准远逊的国家。创业者赵匡胤本身不注重抽象理论，宋朝却产生了一大群理学家。即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称他们“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玻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我们如何能够解释看来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的了解，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间），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殊之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的效率上作实质的改进。其原因诚有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及制度早于马可波罗莅临中国之前，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极限。
究其原因，症结仍在中国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税，这样的设施，开始于产业革命尚未展开，国民经济尚未现代化之前，为本书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有。于是传统政策一直培养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而以防制兼并、压制豪强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这样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标榜，而不能在技术上进步，亦即无从固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衙门无从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何种方式的佃赁典当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归并与遗传。这类情事在成文法里只有极简陋的原则，更谈不上商业习惯里对特殊风险中各人责任及破产的区处。况且拥有十几、二十亩地的小自耕农也请不起律师，政府里的官僚来自科举，一向以熟习诗书为调派考成之原则，也无法了解现代法律的曲折深奥，尤其不能因物产气候不同，使不同地区的治理更具地方性。于是只有一方面责成乡里宗族培养一种淳厚息争的风气，减轻衙门的工作分量，如韦伯所谓增强了“父系威权”（patriarchial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万能的宗旨，凭己意来判断，又有如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G．Creel）所谓“诗的公平”（poeticjustice）。两者都使政治体系下层结构无法严格地以数目字管理。
于是传统中国之衙门与现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维持习俗上安定的社会，其本身无组织的稳固（structuralfirmness），来发挥功能上操纵时的灵活（functional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视了这些内在的弱点。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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