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财物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使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我们参考《宋史》的叙述，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说“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在京畿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丈量分配。“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商人也怕与官府来往而被连累，裹足不前，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卖，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而为皇帝所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1，400作本钱，春散秋敛，收息二分，等于农村贷款，但是没有银行主持，又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力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交与若干农户，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互保，秋后连本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分被指责并未贷款即向农民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利用货币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马”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互责（group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于和上述诸法相逆。
这样看来，宋朝虽有比较现代化的经济支撑，却不能在讨伐契丹和西夏时争取主动，与女真对峙、与蒙古交兵时，又常失败。虽然原因很多，其中无法将全部资源有效的运用，是最显著的弱点。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并不是240万匹绢即可和对方10万精兵对比。如果雨衣和帐幕集中到万计，其后勤设备必须同样的繁复，而且要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头重脚轻，在战场上成为行动的赘疣。反不如契丹之辽、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们以部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马匹，就地取粮，其内在的成分愈简单，人员与补给愈易一元化，其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愈为接近，则补给线亦越短，动员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发挥。
所以王安石的失败，象征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悲剧。本来在1000年以前，中国的文物已凌驾西欧之上，更较日本刚在各处成立武士团，“源平合战”尚未展开之前突出远甚。只是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的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因之整个社会无法脱离山林文化之简陋气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赵光义攻击契丹已遭三次失败，至真宗赵恒，则订下向契丹纳岁币的先例。神宗赵顼变法图强，仍敌不过西夏，至徽宗赵佶有“靖康耻”，国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虏，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财政设计仍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税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种方式固然对一般人民不利，长时间内也使政府陷入困局，因为抽税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负担最重的人常为无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财源宕尽，各处发生虚冒的现象，一方面只有数字的膨胀，一方面到处发生短缺，南宋纸币贬值，士气颓废，也都基于同样原因。
本书以上数章曾提到，西欧的国王在社会变化时无力抽税，产生财政上的危机。彼方人士很难想象，中国皇帝抽税的权力过强过厚，也非他个人之福。从这些事迹上我们看出，现代之金融经济，有如自来水和煤气，一定要严密地封闭，保存其一定的压力，才能在开闭出纳之间操纵目如。私人财产权在法律面前暧昧不明，等于水压或气压过低，其流转必至不畅，于是无从使国家现代化，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
宋人不可能看透这些技术上的原因。他们也无从放弃以熟读诗书的官僚，及星罗密布管理亿万农民之体制。商人和金融经济也始终未掌握庞大实力，强迫政府接受适合他们事业的法规。于是他们总以为王安石是坏人，新法之不行，总可以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宋代理学兴起，以上的情形构成背景条件之一。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出任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抃接近，受其推荐。二程兄弟也都曾任朝官。程颢因与王安石冲突而被逐放，程颐则系与苏轼意见不合亦遭外放，死后甚至被夺官。张载则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而称疾归。朱熹综合诸人见解，见称于南宋。他首先主张北伐，与朝议不合，以后又反对北伐，更与韩侘胄的政策相违，落职罢祠。陆九渊也被监察官弹劾。他们在传统的官僚政府里，表现出一种反对派的姿态。我们可以说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没有出路，才主张唯心。政府既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找到一个新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张反求诸己，本身内向，著重主静、主敬和慎独，提倡“人欲”与“无理”相违。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1279年宋亡，继起的元朝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合适的方案来解决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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