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楼新式的做派，觉得他们势利张扬，轻薄无根基。说起赵师傅，是光绪年间生人。原是当地水上的疍家孩子，因为家里穷苦，才跟人上岸寻生计。那时他做企堂的，是香港开埠来的第一间中式茶楼“杏花楼”，在水坑口。听阿爷说起这间茶楼，五举总觉他有些自雄。
开埠之初，香港的风月场集中于水坑口一带，依循上海、广州传来的“开筵坐花”惯例，酒楼茶楼选址于此，为方便大商家叫阿姑来陪席。除了杏花楼，随后新建的茶楼也依附于这一带，包括兰桂坊的杨兰记、威灵顿街的云来，还有邻近的得云、三元、得名、三多、琼香等。
那年代，南北行华人逐渐富裕，上茶楼倾生意少不了摆花酒，就使茶楼杂役携花笺往临近的寨厅叫红牌阿姑，就是今天说的“出局”。出局一般都是一元，才有了“一蚊鸡”的粤俚说法。至于后来，港督要求水坑口的妓寨迁往新开发的石塘咀，方成就香港历史上绮丽的塘西风月。
但阿爷并不把其他茶楼放在眼里，另有其因。他曾拿了张照片给五举看。相片泛黄，却清晰。他说是往年常去杏花楼的一个英国领事，回国前送他的。看照片上杏花楼，的确是气派得很。阿爷说，你瞧这门板、窗花与栏杆，哪一处不是精雕细琢，站在三楼阳台上能张见整条皇后大道。
阿爷说，当年李鸿章来香港办外交，英国人就在杏花楼摆酒设宴，那叫一个排场。五举便问，阿爷那是见过李大人了？赵师傅一怔，却不以为忤。他说，我那时小，没赶上见着他。可我给孙文先生亲手斟过茶。山伯如今跟我说起这位阿爷，仍满是钦羡之色。
我问他，孙中山在杏花楼做什么？山伯说，阿爷讲是闹革命的事。我一惊，又问，为什么要在茶楼上谈。山伯说，我当年也这样问阿爷。他说，茶楼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走私水货等勾当都在这里，富户商家则在楼上包娼庇赌、抽鸦片，故楼下耳目线眼众多，方便掩护及躲藏，一有洋人巡警出现，立即由底下通风报信，逃之夭夭。
我心里仍有疑虑，就去问了一个研究香港地方史的朋友。他少时便传来资料给我。话说一八九五年，孙中山与杨衢云、何启、《德臣西报》记者黎德，就是在杏花楼草拟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当时的香港首富、立法局议员何启也在此次会议上发言，谈论起义成功后如何建立“临时政府”的政策大纲。
后来，革命党人最高层会议在杏花楼包间里举行，研讨新政权建设问题。第一步决定国体，第二步选出新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会议最后确认在广州成立共和国政府，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朋友怕我不信，还带我去了永利街，看一座唐楼外墙的孙中山雕像。
如此说来，阿爷赵师傅，见孙文，也就是十岁左右的年纪，与山伯做企堂一般大小。但对五举而言，阿爷“话当年”，都是别人的“当年勇”。他眼里的茶楼，今不如昔是真。阿爷记忆中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茶楼为了生意，也曾各出奇招，但身段多是好的。
小茶楼搏午市，楼头一角开设讲古，有茶水供应。说书的上台先寒暄几句，拿起惊堂木朝桌子一拍，讲的都是民间传奇、章回小说；《西游记》《济公传》之类，有时也穿插点时事新闻，是要讨观众欢喜的。后来，五举倒与阿爷在丽新茶楼听过一回书，说书的粤南生，据说是当年的名角儿，已上了年纪。
那回讲的是《七侠五义》，一段入话，临了仍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老套。其间小歇，看粤南生佝偻了身子，还要亲自挨桌售卖凉果、花生，约莫也是为了多赚点小费。大茶楼看重的是晚市，设下歌坛，晚上七点到十一点，入场每位两毫。
茶厅架起高台，有现场的乐师伴奏。请了当红的女伶演唱粤曲，多是南音、板眼与二黄等。阿爷说，像徐柳仙这样的大明星，一晚上要跑许多场，忙得很，就雇了黄包车代步。我一边服侍她，一边周围给客派歌纸，也忙得很。五举就问，后来呢。
赵师傅说，后来香港有了影戏，谁还坐得住听歌？五举又问，那“多男”也设过歌坛？阿爷眼睛亮一亮，何止？“多男”可是设过大局的。就在那里。山伯向远处指一指。此时我坐在这间已被政府纳入了市区重建计划的老旧茶楼里，闻见空气中漫溢着奇异的青涩气。
山伯说，这是陈年的普洱茶砖的味道。身处半个世纪前见证自己成长的地方，他脸上尚有一些茫然神情。他指的方向是一面影壁。下头是这间酒楼独有的圆形卡座，深棕的皮靠背上有修补痕迹。影壁上是一只赤褐色的凤凰，不知是本色还是颜色已经斑驳剥落了。
凤凰昂首回望，可以看到一个红色突起的圆形灯罩。如果在夜间，这灯亮起来，还是十分堂皇的。山伯告诉我，这只“凤凰追日”的木雕是“多男”的标识，待这酒楼结业后会被香港历史博物馆收藏。山伯告诉我，听阿爷说那影壁的位置，曾是一个巨大的棋盘。
“多男”在此举行过棋王争霸赛，引来城中热议。那段时间，一到晚间，座无虚席。多少棋迷，都在期待着他们请来的围棋高手对决，现场推盘。山伯说，后来啊，到了那会儿商业电台《月老之音》节目主持人周聪，还邀请了当年的香港棋王苏天雄，一同做了回顾棋坛的连续广播。
阿爷一期不落地听，我陪着他听。他一边听一边给我讲。末了叹口气，说苏棋王也老了，好多地方记得不对路喽。年少的五举，没有亲眼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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