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笑，越笑越响亮。我的歌声已是越唱越低，越低越细，余韵缥缈。毛泽东和卫士们的笑声却节节高起；终于发出一阵热烈的叫好声。
“好，小姚，唱得好！”毛泽东笑得好开心，说道：“再唱一支，再表演一段。
这支歌，我多次为毛泽东演唱，他很喜欢。那天唱罢，我像个得胜的将军一样回到小会议室，便与大家打扑克。半小时后。值正班的卫士出来取开水，我问：“怎么，主席还没睡？卫士诅丧地叹口气：“主席又写起来了。他说听你唱完这支歌，他已经休息好了。”
大家面面相觑，会议室里一阵静默……
出车回来不久，上级调我回铁路防疫站工作。毛泽东乘车时发现我不在了，便问李凤荣：“小姚病了吗？”李凤荣说：“她调走了，回防疫站工作去了。”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你回去代我向小姚问好。·
再出车时，毛泽东给我写了封短信，祝我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李凤荣说：“我们有纪律，不能带字下车。”毛泽东想了想，说：“算了，那就烧了吧。
不久，毛泽东对专运处王副处长说：“小姚在我这里工作多年，熟悉了。还是叫她回这里工作吧。
这样，我很快又回到了专列上，继续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那天上班，我被叫到铁道部运输总局副局长兼专运处处长张幸屏办公室。进门厦见到叶子龙，心里立刻明白七八分。叶子龙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首先要经他同意。
“是这样，组织上决定仍调你回专运处工作。”张孝屏同志说：“离开是工作需要，回来也是工作需要。到车上还要像从前一样搞好工作，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
叶子龙个子不高，有些秃顶。他讲话声音洪亮，很有男子气：“就这样定了。主席正在上海开会，你坐火车去上海，马上上班。”
当天我便乘普通客车赶往上海，回到毛泽东的专列上，这是1959年，毛泽东的专列已经换成德国进口车。他乘这列车驶遍中国大地，直到逝世。
还是同以往一样，毛泽东一登车，专列便驶动了。
“主席！刚看到毛泽东身影，我便跑过去。说来我离开专列才几个月，可是感觉上就像几年十几年似的。我毫无拘束，像久别的女儿见到父亲一般。那时的心情确实是这样。真诚亲切。毛泽东一把握住我的手：“你又回来了。听说你回来我很高兴。身体好吗？”
“好。”我用力点点头，眼睛有点湿润。
“在外面搞什么工作了？”
“在防疫站上班，职工们有些小病小灾的都是我们治疗。
“好，那好。多接触接触工人同志好。”毛泽东频频点头，指指我和李凤荣：“为了欢迎你，晚饭请你们两位到我这里一块吃。
晚饭仍然是掺了芋头的红糙米。两盘炒菜，两个小碟：红辣椒和酱豆腐。但是，我吃得非常香。毛泽东也吃得很香，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我还没吃完半碗饭他已经把碗里的米粒一个不剩地拨拉干净。
熟悉的工作，熟悉的乘客，熟悉的旅途生活。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情绪很高。毛泽东工作之余，又让我唱了一次那支河北小调。因为沿途毛泽东有观察的习惯，睡觉时专列又要停驶，直到第三天才接近天津。
我无须人招呼，已经能主动独立地帮毛泽东调整房间温度。搞点小服务什么的。毛泽东从书桌后坐直身，望住我问：“快到你家了吧？”
我朝窗外望望，说：“再过半小时就能到天津。
毛泽东兴致勃勃立起身，活动一下两臂和腰肢，踱入客厅。一边问：“你是天津人。天津有什么特产？”
“大麻花。
“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么叫了狗不理？
“发明这种包子的老板一定很精呗，谁不吃他的包子他就骂了谁呀。”我猜测着说。
“那么我们还是不要找挨骂。”毛泽东呵呵笑着，目光扫过卫士们，“今天小姚请客，大家吃狗不理包子！”
卫士们哄起来：“好啊，小姚请客？”
“愿意不愿意请呀？”毛泽东笑着问我。
“请就请。我也笑。”
“我们人可不少啊。”毛泽东用手一划，意思包括了所有车上人。“谁叫你是天津人呢。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工资不多么，请一次客还是够的。”我说。
“好，今天小姚请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便也认真了，红着脸就要掏钱。可是毛泽东拦住了，对张管理员说：“钱么，还是我来掏。这叫吃大户。”
我仍然虚张声势要掏钱，但心里有数，主席是决不会让我掏腰包的。
车到天津，果然上了狗不理包子。毛泽东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交了。”张管理员出示发票请毛泽东过目。
“那好，大家统统去餐车。”
在餐车坐好，可以闻到浓郁的包子香味。毛泽东用筷子指指我：“今天是小姚请客。”接着又诙谐地点一下头：“我掏饯。”
同志们哄然大笑。毛泽东带头咬口包子，说：“狗不理啊，快吃，不吃就挨骂。”
笑声中，同志们的筷子争抢着伸向盘子。
很快，到了年底。毛泽东这一年的生日是在火车上渡过的。毛泽东反对过生日．但是卫士长有办法。就是敲竹杠的办法。他说：“主席，今天是您生日。大家辛辛苦苦跟您干了一年，您也应该有所表示呀。”
休息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谈话都是很随便的，开玩笑不必担心出格。毛泽东这时总是宽厚地一笑，说：“你们就是变着法子敲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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