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杠啊？”
于是，卫士长便笑哈哈地跑回来，吩咐厨师用面做了一个大寿桃。吃饭时，摆在餐桌中央。那次还准备了不少酒。卫士长首先举杯说：“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代表同志们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毛泽东微笑举杯，说：“一年了，同志们工作辛苦，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杯子都伸出去，同志们逐一同毛泽东碰了杯。卫士长很少表现出这么高兴，豪放地将杯一倾，满杯白酒便一下子倒进嘴，咕咚一声吞下。将空杯子向卫士们示意：“干！会喝不会喝，这一杯一定要干！
卫士们像听到命令，轮流举杯，一饮而尽。我也喝掉了杯中的葡萄酒。
毛泽东不能喝酒，喝一口脸就红得发紫。他将杯子在嘴唇上沾一沾，那紫红的葡萄酒浆几乎没见少，便想放杯。我说：“不行，主席这一杯应该干掉。”
毛泽东带着歉意的微笑，说：“这样吧，咱们定个协议。白酒辣也辣不过辣椒。你们喝酒我吃辣子。
我说：“酒和辣椒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朝我俯身小声说：“多吃辣子能成事，喝酒多了可是会误事。这话大家也听到了。他便直起身大声说：“今天可以多喝，误了事不怪罪。
于是，毛泽东没少吃辣椒，同志们没少喝白酒。卫士长喝醉了，摇晃着，笑着，张大嘴巴呕吐。后来又抱起痰盂吐。吐完又呵呵笑，笑过了又吐。毛泽东毫不怪罪，和大家一道张罗着给他递茶水和毛巾。卫士长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平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办起事来一丝不苟，原则性极强。我们相处那么久。毛泽东每次外出的路线和地点他从没对我露过一个字。他和毛泽东私人感情特别深。他离开毛泽东到外地工作时，毛泽东曾抱着他，哭出了声。
十几年接触中，卫士长李银桥只醉过这么一次。
专列上的旅途生活并不总是笑声，有时也会闹矛盾。
那时，我年轻。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也都年轻。年轻人碰到一起，可以热烈也可能激烈，发生几次矛盾实在不足为怪。
大概是1960年冬，毛泽东的专列由南方回来。那次出车，李银桥不在。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了解情况，封耀松等卫士也没跟车。我熟悉的卫士有张仙鹏和田云玉。
张仙鹏取代了卫士长的角色，尽职尽责，里外上下地忙，将我指挥得团团转。
“小姚，屋里温度高了。”张仙鹏招呼我。
“根本不高，你看看温度表。”我当时正忙着什么事，随口答应。
“你啥时候看的温度？告你高了就是高了。”
“这是德国车，密封好。”我还是没动。
“密封好温度才会高，主席工作紧张会感觉热。
“也不知是主席热还是你热的。”我小声嘀咕着，有些不耐烦地调了一下温度。
可是，工夫不大张仙鹏又来了，皱着眉头说：“小姚，怎么搞的？温度又太低了。”
我真有些不高兴了，便大声说：“不低。德国车密封好，保温好。”
“你看看温度计。
“不用看，低不了。”
张仙鹏也不高兴了，声音高起来：“你这个同志怎么搞的。低了低了你就是不听？”
“不可能低！我说着走出门．来到走廊。
“主席感冒了你负责！”
我立刻火了。毛泽东要是真感冒了，他把这话反映到我们领导那里我可受不了。也许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老人家又很喜欢我照顾他、久而久之便养得有些任性。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喊起来：“得了得了，你了不起，你说了算还不行？下次别喊毛泽东万岁了，就喊你张卫士万岁吧！行了吧？”
不料，这话被毛泽东听到了。我进去调温度时，他放下手中的报纸问：“小姚，怎么发火了？是不是我身边的人给你找麻烦了？
我慌了，矢口否认：“没有，没有啊。”
毛泽东微笑着，声音很和蔼：“我听到了，你在走廊里喊声音挺大……”
我吓了一跳。我都说了些啥呀？全中国只喊毛主席万岁，还没喊过第二个人万岁呢，我却喊了张卫士万岁。我尴尬地解释：“闹着玩呢。我们是开玩笑呢。
毛泽东始终微笑着，始终态度和蔼，其中也不乏认真：“如果他们打我的旗号给你们找麻烦，你就批评他们，不要讲情面。
“没有，真没有，我们是开玩笑。”我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边摇头一边后退，就这么溜出了毛泽东的房间。来到走廊，我喘口气，发现张仙鹏也紧张地喘气。我看他，他看我，静了片刻。部长吁一声，笑了。如释重负。
也有把矛盾闹到毛泽东那里的时候。
田云玉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毛泽东和江青都很喜欢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毛背心还是江青为他买来毛线织的。不少工作人员私下说：“小田在主席和江青那里都很吃得开。有了这种优势，他免不了说话办事添几分傲气，动作也大，声音也高。
有次停车，我去开门。他跟在后边催：“快点快点，动作麻利些。
那天毛泽东并没打算下车，我身后只有田云玉一个人。见他口气那么大，我就故意治治他，偏不快开，慢腾腾懒洋洋，看他怎么办？
“怎么搞的？门也不会开了？”田云王果然急了。
“你会开？我回头白他一眼……
“我叫你开门！他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就开不快，我就是这样！”
“你、你……”他大概没受过这种气，脸涨得通红。
“就是我，怎么样？”我示威地扬起头，耸起一只肩膀，斜挺胸脯。
他气得发抖，指着我：“你、你不就是个列车员吗？”
“列车员怎么了？”我瞪住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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