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根递给他。他把粉笔掰断，一大半还给孙老师，留在手里的只有一小点，趴在黑板上写：安德烈。字极难看，却写得极大，结果把难看放大了，尤其是“烈”的四个点，好像黑板上爬满了肥硕的蚯蚓。写完最后一笔，粉笔刚好用完，“烈”字的最后一点是用手涂上去的。
孙老师翻开点名册，说：名册上的安德舜是你吗？他说：那是我爸起的，和我没关系。孙老师的恼火已经装满了教室，安德烈却不以为然，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说：安德舜，你刚才在桌子上刻什么？他说：周总理。孙老师似乎吓了一跳，说：下课之前你要是不把课桌上的周总理划掉，我就让你父母来赔！
以后考试，你要敢写安德烈，我就给你零分，以后你要是还穿背心短裤来上学，我就让你当着大伙脱掉，听明白了吗？我下意识在底下点头，这是小学时落下的毛病，老师问“听明白了吗”，无论如何是应该点头的。安德烈摇摇头说：没有。
孙老师把黑板擦在讲桌上狠狠一拍，说：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在浮起的粉笔灰中慢慢地说：你让我把字划掉，是因为写字破坏了桌子，可如果划掉，桌子就破坏得更厉害了，而且周总理怎么是能够轻易磨灭的？你让我写那个我爸起的名字，是因为名册上是那个名字，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你已经把名字和我联系上了，我写哪个名字你都会知道是我啊？
你觉得我穿背心短裤不对，可走廊里的校规没写不让穿，你不让穿是觉得难看，我穿是觉得凉快，如果你让我脱干净，那不是更难看，我不是更凉快了吗？孙老师的脸在几秒钟之内已经变换了好几种颜色，最后定格为苍白，她说：你觉得你很有理是不是？
他说：嗯，和你一样。她顿了一下说：以后我的课，你不要上了。他想了想，好像在算数，说：那你得退给我五分之一的学费。九千除以五，一千八百块钱。她知道今天没有胜算，当着这么多人动手打人又违背她刚刚说过从来不动手的话，就说：你回座位，晚上叫你父母来。
他不置可否，笑嘻嘻地走回去，刚刚坐下，她说：全体起立。他又站起来，用手撑着桌子。她说：都到教室外面去，按大小个儿站好，今天排座位。于是我们呼呼啦啦出去，男女分成两列，一个个对好。这时孙老师把安德烈从队伍里拽出来说：你先等着。
等大家全都坐定，她指着最后一排的最右侧，挨着教室的后门，对安德烈说：你把你的桌子搬过去，坐那。安德烈在那里坐了三年。就算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开始搞座位轮换，也没有能够拯救他。刚上初三就有些家长反映自己的儿女长得个大就坐在后面不公平，个大本来是好事，这么一弄倒成了歧视。
那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开始纷纷出了毛病，除了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先天就遗传父母的近视，其他生下来时正常的眼睛到了初三都模糊起来。一方面是课上的内容越来越多，黑板上的字也就越来越小，有些老师不会安排空间，上来先痛痛快快地写几排大字，写到第二块板子，发现写不完，字就骤然变小，到了最后，简直像趴在黑板上刻字一样，刻出白色的一小团，整个黑板自上而下就像一张视力表；第二方面是，大家越睡越晚，听说有几个女生经常熬通宵，第二天照常上课，还能站起来回答问题。
这是孙老师告诉我们的，她说：睡那么多有什么用？不睡不也好好的？后来其中一个叫作于和美的，一天在课堂上突然把脑袋放在地上，老师开始以为她在捡东西，看她迟迟捡不起来，说：于和美，先听课。她轻轻地说：老师，我觉得，不是，我猜，我的脑袋缺血了，我要把血控上来，控一会就好了。
老师觉得不妙，走过去把她拉起来，只见她的鼻孔喷出两道血流，好像要把她顶上天空一样。第二天孙老师告诉我们，她是先天脑供血不足，以前不知道。我们可不信这个，至少不信先天两个字。况且供血不足，血怎么还会从鼻孔汹涌而出呢？
当然像于和美这样脑袋一度出问题的还是很少的，实在是太少的人会相信不睡觉也能好好的这种话。所以一些大个子的家长，当然是那些能和老师说上话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儿女看不清黑板了，而那些小个儿每天就在黑板底下听课，想不看黑板都不行，黑板就在眼前，只要不是垂直趴在桌子上，随时都在视野里，就提出班里的座位应该轮换，每周一次。
对于这样的家长，老师通常还是民主的，马上就轮换起来。可安德烈从来没有轮换过，除了初一下学期，也从来没有过同桌，他就像一颗钉子，被老师钉在后门的窗户底下，然后锈在那里。不但是老师希望他坐在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坐在那不要走。
初一上学期的一天下午，班里自习，大家正乱作一团，汪洋说马立业前几天从他那拿的一本《灌篮高手》一直没还给他，马立业说是被汪海拿走了，当时他告诉了汪洋，汪洋说知道了，可现在看来他不知道。汪海说他是从马立业那拿过一本《灌篮高手》，可不是他们说的第二十五集，而是第二十六集。
汪洋把书包里的书倒出来，发现原来第二十六集也没了。他就说先不要说第二十五集的事儿，把二十六集还给我，汪海说在家呢，然后又加了一句，二十六集真没劲，也不知道三井的那个三分球进没进，马立业叫起来说，不对，这是第二十五集里的事儿。
大家便开始热烈地讨论三井，大多数人认为三井是那套漫画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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