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外面说：开门，保卫科的。顿时我的身上凉了，脑袋一片空白，我说：我爸妈没在家，我不能给陌生人开门。外面说：这是你的家？这是公有财产，快开门，非得让我们给你撬开？我梦游一样拉开门锁，看见外面黑暗的走廊里，站着三四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老马不在其中。
一个人踱步进来，四处看看，说：不简单，这么点地方能挤三个人？也不怕冻死？我恍惚地说：冷的话就进被里。他伸手去我的床上摸了摸，回头说：嗯，是电褥子。一个人用手指了指，补充道：还有台灯。进屋的那人蹲下，对我说：小朋友，你知道这厂里的电是谁的？
我说：是你们的，是你们的电。他摇摇头说：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国家的，你们家现在在从国家的兜里偷东西，知道吗？我的脑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是“心里美”还是“请你拿”呢？但是那时我已经冷静下来，没有说出口。
他继续说：本来我应该现在就把你撵出去，把这些东西都没收了，但是现在外面下雪了，你爸妈也没在，万一把你冻死，我也不忍心。我的孩子和你一般大，那样的事我做不出来。这样，电褥子给你留着，要小心用，不要着火，台灯我拿走，没收了。
还有，等你爸妈回来，告诉他们，有什么意见来找保卫科，否则让你们三天之内搬出去。说完他拿起我的台灯，因为插头还连着，他拿起的时候台灯还亮着，随后他使劲一扯，台灯灭了。我扑过去一把抓住台灯说：还我！他说：让你爸妈到保卫科来取。
我说：不行，还给我。我一手抓着台灯，一手抓着他的袖子，他被我抓得烦了，把袖子向后一抽，我没有防备，向前冲去，嘴唇撞在铁门框上，鲜血马上冒出来，流了一身，脸也摔破了。后面的人说：科长，就是摔破了点皮，我们走吧，这小子好像有点不正常。
科长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我说：我可没要打你，是你自己摔的，让你爸妈来保卫科找我。说完他们就走了。我坐在地上，哭了一阵，把血擦干，明白这一切是因为少了那五十块钱，一定是老马告了密。就差那五十块钱。台灯值五十块钱。
我忽然看到了母亲的那只红木箱子，台灯拿走了，红木箱子露了出来。我走下楼，在地上捡到一根铁丝，回来楼上，把铁丝的一头掰弯，伸进箱子那个金色的锁头孔里。锁舌，重要是钩住那个锁舌，然后轻轻地拉，不要太用力，否则铁丝就会变直。
我试了几次，都没有钩到，夜里的冷气包围过来，把我裹在中间，冻得我浑身发抖，手也不听使唤。我把手拢在嘴前吹了吹，再一次把铁丝伸进去，这次钩到了，“咔”的一声，锁鼻弹了起来。我扔掉铁丝，掀开箱子盖。里面是满满一箱子土，干土，我伸手插进土里，在里面摸索，什么也没有，只有土夹着我的手，好像我的手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我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不是工地的沙土，是直接从地里挖出来的，里面还有蚂蚁的尸体，已经干瘪了，相信当时的土是湿的，这么多年活活阴干成了这个样子。母亲带着四处搬家的红木箱子竟然装的都是土，没有一分钱。
我坐在地上想着，盯着敞开的箱子，这一切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没有关系，我要把我的台灯拿回来。我再次下楼，从一个敞开的工具箱里抽出一把长扳子，推开了老马的房门。他的屋子比我家的还冷，雪片被风吹着，呼呼地拍打在玻璃上，玻璃的缝隙全都结了冰。
大铁桌子上摆着无数瓶啤酒，好像森林一样，可是没有菜，只有一袋盐。老马没戴礼帽，露出花白的头发，不像过去那么油光光了，而是蓬乱着，染过的部分已经生出了白茬。他手里捏着一根钉子，蘸着盐往嘴巴里送，另一只手拿着啤酒杯。
看见我进来，他抬起眼睛说：小子，嘴怎么破了？我说：你去把台灯给我要回来。老马说：台灯？关我什么事？我说：保卫科拿走的，你去给我要回来。老马看了看我手里的扳子，说：要拿这玩意打我？我说：站起来，把台灯给我要回来。
老马没动，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上面还有啤酒瓶留下的伤疤，像一条翻白的小鱼，说：往这儿打，我要是躲一躲，就不算你大爷。我想了想，把左手放在铁桌子上，抡起扳子砸下去，他伸手一挡，扳子飞了，扫倒了桌上大部分的啤酒瓶。
他腾地站了起来，叫道：你这手，比不上一个台灯？你这手？我的眼泪流出来，本来我是不想在他面前哭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眼泪就是直直地窜出来。我说：台灯是我自己的东西。你去给我要回来。他说：什么叫你自己的东西？
什么话这是？你傻了？我说：就是我的东西，我的！我的！说到这里，我简直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他站着看着我，看了好一阵子，说：小子，我那小舅子调走了，现在保卫科也不认我了，我去也没用。我不理他，兀自哭着。他用手搭在我的肩膀，说：小子，你给我记住，你这手啊…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好像忘记了自己想要说什么，拿起礼帽，从地上捡起一只完整的空酒瓶，掂量了掂量，手攥着瓶嘴倒拿着，说：走吧。我跟在他后面，走在工厂中央的大道上，黑漆漆一片。雪下得真大，北风呼啸着，把雪吹得到处都是，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
大道两旁的杨树变成了树影，看不清楚，好像隐在暗处的偷窥者。老马手扶着礼帽，在前面弓着腰走，我挪着步跟在他后面，雪落进我脖子里，可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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