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的一个抽屉上写着“绝密”。我把它打开了，发现里面的文件夹没有命名，只是编了号码。我抽出了其中的一个，看了看里面的纸条，好像是与一个叫“R．J。”的人的谈话记录，提问人用“Q”表示。从第一面的内容看，这是一次标准的心理方面的谈话，但被提问的是一个强xx犯。问的问题有“你是怎样找到被害人的？”和“你让她和你进行xx交的时候她怎么说？”等等。这类记录如果是在一个警官，或者一个犯罪心理学家的办公室里发现是很正常的事，但我不明白这和战争心理学有什么联系。很显然，这是安-坎贝尔的一个秘密。
我把抽屉关上，走到那台电脑前。我不会操作，就对肯特说：“福尔斯彻奇有个专门研究私人电脑的女人，叫格雷斯-迪克森。我会把她叫来。别的任何人都不能动这台电脑。”
辛西娅到搬过来的“书房”里看了看电话机，说：“有人来过电话。”
肯特点了点头，说：“大约是中午时打来的。电话公司刚把电话移到这儿，几分钟后就打来了。”
辛西娅打开电话机，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安，我是查尔斯。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可你的电话坏了。我知道你今天早晨不上班，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今天早晨突然有帮宪兵闯进你的办公室，搬走了所有的东西。我问他们，他们什么也不说。请给我打电话，或者一起到军官俱乐部吃午饭。这实在太奇怪了。我想给警察打电话，可他们就是警察。”说到这儿，那人笑了，笑得很勉强。他接下去又说：“但愿事情并不严重。给我来电话。”
我问肯特：“这人是谁？”
“是查尔斯-穆尔上校，是安在学校的顶头上司。”
“关于他你都知道些什么？”
“当然也是个神经科医生，是个博士，脾气很古怪，有点儿心理变态。那学校整个都变态了。有时我想他们应该在学校周围架起篱笆，再设上岗楼。”
辛西娅问肯特：“他们曾是朋友吗？”
肯特点了点头，说：“看来他们很亲密。他像是她的良师益友。对不起，这样说对安不太公平。”
我对他说：“在杀人案的调查中我们不必只谈死者好的一面。”
“是的，不过那不是我们调查范围内的事。”肯特揉了揉眼睛，说，“我只是……只是有点累了。”
辛西娅说：“今天对你来说一定很沉重。我想，向将军和夫人通报其女儿的死讯一定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当然不是。我先给他们家打了电话，坎贝尔夫人接的，我让她请将军在家里接见我。”他接着说，“她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去时带了随军总牧师埃姆斯少校，还有一个医官，斯威克上尉。当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我是说，我们看过或有过多次此类的事情了。如果是战死，就有适当的话可说，可对于谋杀案……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辛西娅问他：“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很平静。这是一个职业军人和其妻子被期望应有的态度。我们只在那儿呆了几分钟就离开了，只有牧师留下来陪他们。”
我问他：“你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
“没有，我只是告诉他们在射击场发现了安，她已经死了，显然是谋杀。”
“你没把她死的情形告诉他吗？没告诉他安可能是被奸杀？”
“没有……将军确实问过她是怎么死的，我只告诉他安是被勒死的。”
“他说什么？”
“他说……‘她是在值勤时死的。’”
“你把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了他？”
“是的。因为他问犯罪调查处是不是在尽一切努力。我告诉他我已经请你和森希尔小姐来办此案，因为你们俩恰好在这儿。”
“他的意思呢？”
“他说要这儿的犯罪调查处处长鲍尔斯少校来办此案，让我把你们俩辞掉。”
“你说什么？”
“我不想和他争执。他也明白在这个基地里只有这件事他无权控制。”
“他是无权控制。”
辛西娅问：“坎贝尔夫人态度如何？”
肯特回答说：“她差点晕倒，但还是竭力做得很坦然。因为对于旧式学校毕业的军官和夫人来说，形象是很重要的。”
“好吧，比尔。法医天黑就会赶到这儿，他们会在这儿工作一个通宵。请告诉你的人，除了我们几个人，不许任何人进来。”
“好。”他又说，“请别忘了，将军要你们去他家，越快越好。”
“为什么？”
“很可能要问你关于他女儿死亡的细节，并让你向鲍尔斯做个简要汇报，然后退出此案。”
“嗯，不错。这个问题我可以在电话上讲清楚。”
“实际上我已经收到了来自五角大楼的电话。军法署署长和你的老板都认为你和森希尔小姐是处理此案的最佳人选。因为你们与本地毫无瓜葛，又比当地犯罪调查处的人有经验。这就是最后决定。见到将军的时候把这个决定转达给他。我建议你现在就去。”
“可我现在更想跟查尔斯-穆尔谈谈。”
“就破个例吧，保罗。还是先对付政界吧。”
我看了看辛西娅，见她向我点了点头。我只好耸耸肩，说：“好吧，去见坎贝尔将军和夫人。”
肯特和我们一起走出仓库，他说：“嗨，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安有一句最喜欢的格言……可能是从某个哲学家那儿学来的吧……可能是尼采。那句格言是‘凡是不能毁灭我们的都会使我们更坚强’。”他又加了一句，“可现在她却被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