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话的结束语都是“是，长官。是，长官。是，长官。”他挂了电话，对我说：“如果你能看好电话，我就把他的发刷或梳子找来。”
“很好。把它包在手绢里。”
他拿着一串钥匙走出办公室。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道里。
我对斯特劳德说：“我们到外边去了。你在这等着拿那证据。”
“是，长官。”
斯特劳德好像因为可以为这个案子出力而感到高兴。辛西娅和我走到外面，站在吉普车的灯光里。
辛西娅对我说：“这个地方管得真严。”
“如果你在进行一些特种实验，比如洗脑、审讯技巧、道德毁灭和制造恐怖等，可能你也不愿外人在周围探听。”
“这就是安-坎贝尔从事的工作，是吗？”
“我想是这样。这儿有供自愿接受实验者住的、全是单间的大楼。外面的军事用地上还有一个逼真的仿造战俘营。”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大约一年前我同一个心理学家一起办案，他曾经在这儿住过。后来他申请调离了。”
“我猜这地方会让你心情不快。”
“是的。你知道，我在安-坎贝尔的私人档案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一面写着另一句尼采的名言——‘同魔鬼斗争的人，应该当心自己在斗争过程中不要变成魔鬼；当你长时间窥视地狱的时候，地狱也在窥视着你。’”
“这张纸条为什么会在档案里呢？”
“不知道，但是我想我明白它的意图。”
“是的……我想我们都明白。”她说，“为了生活，有时我真想改行干别的。我对那些事真厌烦极了，比如xx道化验标本、精子的脱氧核酸实验以及从强xx犯和受害者那里笔录口供等等。”
“是啊。我想10年是一个极限，而我已经干了近20年。这是我办的最后一个案子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吗？”
“是的。”
斯特劳德手里拿着件东西从大楼里走出来。他走近时，我们看见他的微笑。他大声说：“科尔曼中士找到了。”
我们在人行道上迎上他。他交给我一把用草绿色手绢包着的发刷。
我对他说：“你知道关于证据的管理手续，我需要你写一份证明，说明我们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了这只发刷，都有谁参与了等等。”
“好的，长官。”
“签上名，封好口，注明‘布伦纳’，6点钟之前送到宪兵司令的办公室里。”
“是，长官。”
辛西娅问他：“你知道穆尔上校开的是什么车吗？”
他想了一会儿说：“让我想想……一部旧车……一部破破烂烂的……灰色轿车……到底是什么牌子呢？对了，是一辆大约85年或86年生产的大福特。”
“你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她又说，“这些都要严格保密。”
斯特劳德点点头，说：“如果你们想了解穆尔上校的其他情况，就来问我，如果我不知道，我可以去查。”
“谢谢你。”我说。显然，有些人想看到穆尔上校死在莱文沃思。
我们互行了军礼，然后走回各自的车里。
辛西娅发动了汽车。“去乔丹机场吗？”
“对。”
我们又一次离开基地中心，驶向了那块军事用地。我说过，我在这儿完成了步兵的初级和高级训练。我还依稀记得这里的情景：一片荒凉、寂静的景象。这里有长满树木的小山、湖泊、池塘、沼泽和湿地。许多枯死的苔藓在夜晚发出磷光，能扰乱人的视觉。
由于我沉默了片刻，辛西娅问：“你在考虑这个案子吗？”
“不，我在回忆。我参加步兵训练时就是在这里。你去过那块军事用地的未开发区吗？”
“没有。眼下我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第6步枪射击场。”
“那不过是蜻蜓点水。如果沿着这条路从这儿向左拐到珀欣将军路，它一直通向主训练场。那里有大炮和迫击炮练习场，还有特训练习场地，那些特训项目有‘步兵连进攻’、‘装甲兵步兵联合作战’、‘埋伏’和‘夜巡’等等。”
“没有野餐的地方吗？”
“我记得没有。那里有一个旧的特种兵兵营，有一座为搞城市战争演习而仿造的欧洲城市，还有一个仿造的越南村庄，我在这儿的演习中‘死过’6次。”
“你一定接受了教训。”
“显然是这样。那里还有一个仿造的战俘营，现已由心理训练学校接管，仍在使用，是个禁区。”
“我明白了。”她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这块土地，包括周围那些地方，一共有10万英亩，告诉我为什么安-坎贝尔单单选择了一个还在使用的步枪射击场呢？而且50米外的那条路上就有送兵车和宪兵队经过，一公里外还有个哨所。”
“嗯，我想到过这一点，还想到了另外三件事。第一，这儿的人一致认为，她值班时是突然离岗的，所以案发地点不是她而是那人选择的。但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对。如果是安选择的地点，她一定会找一个她的同伴容易找到的地方。因为除非那人是个优秀的特种兵，不然他一定会因走不出这片密林而失约。”
“没错。所以我的第二个想法就是，那个人晚上不熟悉树林或者他感到这安排不好。”我说，“从这儿拐向乔丹机场。”
“我知道了。”她向有招上了去机场的路，问我：“第三个想法呢？”
“噢，安-坎贝尔选择了一个近乎公共场所的地方，因为这地方有一定的危险性。她多半是想寻求极度的快感，也许，只是也许，还有这样一个因素，那就是：‘让大家看看我可以在父亲的领地上做这样的事而没被发觉。’”我看了看辛西娅，她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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