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上的需要而已。
在这整个的晚上，保罗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自己在等待着，担心这种结局不出现（这种担心出自他在学术上根底不深方面。因为他甚至连个有硕士学位的讲师都不是，只是普普通通的教师而已。这使他有时感到自己没有资格加入这个俱乐部），最后，事情终于来了，他毕竟没有感到吃惊。
“在这一点上，我深感遗憾，不过，我不得不让多米尼克走啦。”查普曼博士说。
他们走到有山墙的标有希腊字母的房子前，查普曼博士站在镶石的路边上，很费周折地点上了一支香烟。
“一个好人，”他继续说道，呼出一口烟。“可惜他与一个天主教姑娘结了婚。她和她的全家为了他这份不光彩的职业拼命地敲打他——他想回到他的第一次的工作上——当我发现他时，他从业于生理化学——不过，他对我有一种确凿无疑的忠诚感。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与我们一起会见访问，走遍全国。不过现在，他变得不耐心和烦躁，我们正在核对资料，这个情绪没有好处。”突然，他透过烟雾盯着保罗。“你不是天主教徒吧，对吗？”
“我的母亲信仰约翰-加尔文①的教导，我父亲信仰鲍波-英格索尔，”保罗说，“我有一位姐姐在纽约，她信奉玛利-贝克尔-埃迪②。至于我自己——呐，我想我最信仰的是沃尔特埃雷③。”
①基督教加尔文派以创始人约翰-加尔文命名。
②玛利-贝克尔-埃迪（1821-1910），美国基督教科学创始人。
③沃尔特艾雷（1694-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
查普曼博士对着铺设的地面凝视了一会儿。“我们向回走吧。”他说。
他们现在走得慢多了，查普曼博士又恢复了谈话。“有一幕开场，”他说，“我们正在准备上演，这也是最后一幕，但这正是用来衡量我们的一幕。我现在因为要辅导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内分泌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忙得缓不过气来。在这方面，我需要个粗通文学——并对各科略知一二的人，来帮助这些演出。”他瞥了保罗一眼，“一个能写你那样的书的人。”这是整个晚上他作的唯一的失于轻率的举动。
就这样，不出一周，在部分时间工作的基础上，保罗成了这个小队的一员。在其后的一年里，最新的调查正准备出版。保罗越与查普曼博士密切合作，他就越崇拜查普曼，并且在查普曼身上看到他一直希望他父亲所具有的那种品格。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查普曼博士具备了像某个崇拜偶像头脑中的三块宝石：方向明、干到底和信心足的三大特点。
保罗对查普曼博士的崇拜注入进项目的本身里面去，所以有时候，除了学校那间小房子以外的所有世界似乎成了原始的、茫无所知的，只有等待这种圣谕给这个黑暗的年代带来复兴。查普曼博士每天上午、下午，每晚从八点至午夜辛勤地工作着。保罗也总是伴在他身旁。对里查德-伯顿所做的注释稿上已经集满了灰尘，密尔沃基的武士表演场中有一个啦啦队员不见了，福雷斯特的姑娘发出了叹气声，于是探视四周，寻找更有希望的青年。
当这个项目结束，那本书送去出版时，保罗有种古怪的失落感，某种他所需要的和所包含的东西已经离开了他的生活。而且，当这本书印刷并出版后，有一种可怕的担忧。它会被接受吗？或者，这所有的信念和努力是不是一场错觉？接受是可能的——像所有的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籍那样，是会被接受的——只是限于专家和类似的门外汉。在其后的歇斯底里的兴奋中，保罗忘记了他的职业、他的事业、他个人的梦想。他所要的只是继续成为这项新的冒险的一部分。
当这第二次冒险取得的巨大成功从而确保第三个调查项目的顺利实施时，查普曼的第三个调查项目《美国已婚女子的性史》业已处在筹备之中。保罗获得了作为调查队成员的一项永久性工作。他的薪水增加了25％。不过，即使不增加工资，他也会抓住这个机会不放的。他辞去了讲授“英国文学——从博罗到比尔兹利”的讲师职务，成了一名女子性行为的专业调查员。
基础工作打好之后——诸如研究的方向，题目的规划，问题的分类，与友好学院的组织、宗教组织、公共俱乐部、家长教师联合会等的协调，旅程的日程表便制定出来了。至于人员安排，查普曼博士对他的小分队进行了精简。第一次调查时，一共有他们两人，他本人和一名助手；第二次调查时，涉及的范围更广，共有七名会见人员，部署成两支力量。不过现在，对于第三次调查，查普曼博士决定重新压缩他的突击队人数。为了一贯到底，机动灵活，节约开支，这一次，共有四人和一名秘书。查普曼博士，霍勒斯，保罗和一个左撇子、年轻的心理学家西奥多-黑恩斯组成了这支小分队。贝尼塔-塞尔比，一个面色苍白、性情孤僻、淡黄色头发的29岁的姑娘，一个工作狂，是这个小队的秘书。贝尼塔按要求在小分队每到达一个城市前两天飞到那里，调好机器，停在那里做好文件工作。这14个月的旅行是从明尼苏达州开始的，又转移到佛蒙特，然后弯弯曲曲，跨州越区，最后来到加里福尼亚。启程前一个月，西奥多-黑恩斯辞职了。他在华盛顿获得了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这是他与查普曼博士有联系的结果——这对他靠自己的双足独立于世界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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