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诺曼在一起时没有这样亲密过，真的没有。她这时很想诺曼，对网球压根儿不感兴趣，希望让凯思琳看见她和诺曼在一起。
哈里-伊温将他要的热饼吃了个不亦乐乎，这时把盘子向旁边一推，将冰镇茶端在面前，搅拌着。“我想，”他说，“诺曼告诉过你关于开庭的事了。”
“听说了。星期五晚上。”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你那个案子不好办。他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没有机会，所以你败诉了。”
“你相信他？”
玛丽有些吃惊。“当然相信。难道不应该吗？”
“呐，我不否认你丈夫的坦诚态度，或者贬低他，他是个好小伙子，一个有前途的律师，只是经验不足，有些草率从事。不过他会成熟起来。眼下，他的问题是忠诚一类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
“他输掉我们的案子并非因为案子糟糕——我们之中其他任何人都能很妥善地处理它——输了是因为他对它不相信。他还是那种书本上白纸黑字的思想——我的意思是说业务上不成熟——他走进法庭里，告诉自己这是件资方对劳方的案子。”
“难道不是吗？”玛丽直接反问道。
“表面上看是这样。不，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某个雇员提出起诉并不意味着他自然而然是对的，因为他是劳方——是被压榨的人——他身后有百万美元的凶暴工会撑腰。雇主也有他们的合法权利。为什么财富就必定说明是劫掠而来的呢？”
“因为历史书中充满了范德比尔茨队长①，以及戈尔茨②和菲斯科③，还有一对名叫克罗帕和法尔滨④的家伙——这仅仅是开始。”
①范德比尔茨（1794-1877），美国资本家。
②戈尔茨（1836-189），美国金融家。
③菲斯科（186-1932），美国女演员。
④19-20世纪，德国钢铁和军火制造商。
“就我看来，对比尔-海伍德和麦克纳马拉，以及像萨科和范泽蒂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倒有几句话要说。”
“呵，爸——”
“不过，这不是症结所在。我的女婿认为我的钱足可支付每周的工钱，因此，他定能挣到这份钱。但是到法庭去，假称代表我，我的公司并且在那些劳工恶棍压力下屈服却是——”
“谁说他屈服压力？”
“我自有办法听到发生的事情。我不是瞎子。”
“你是说你的暗探不是瞎子。”
“玛丽，你脑子里想些什么？这案子的副本一看便知。诺曼没有使出他所有的火力。”
“他说这案子的大部分是毫无根据的诽谤。”
“我就是这个决定什么是有根据什么是无根据的人。这还不算，他最后的辩论一味地退让，态度很游移不决——”
“他竭尽全力求得公正。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不是束背带的乡巴佬，也绝不是事件的煽动者。”
哈里-伊温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让玛丽平静下来。她很像她母亲，一激动起来，就很不理智。“当你为了类似这样的事走进法庭时，玛丽，”他说，他那明智的声音处在最温柔的状态。“你就像走进战场，要么干，要么死掉，不能求对方饶命，也不能给他宽恕。它不是什么辩论团体或者是知识分子的闲聊会。这是为了生存。如果诺曼处理这件案子时怀有太多的左翼偏见，他就应该在开始前撤出，或者告诉我。我会只让他干一些文书工作；他在那上面会更有用场。可是一插手，而且代表我，又暗中同情另一边——这够多啦。”他停顿了一下，“我所以让他处理这个案子，是因为你说他坐立不安，想在法庭上显示一下能力。呐，他得到了机会。我正在上诉，并从他那里把案子要过来。我想这对各方都是最上策。”
玛丽感到心窝不好受。她不能拿眼看她父亲。“照您认为最好的干，”她最终说，“只要尽力宽容和公平就好。”
“当这事涉及到你时，我总是好退让的，玛丽——总是会。事实上——呐，我告诉你，我认为他很能干——我常常这样对你说，不是吗？”
“是，您常说。”
“我是真诚的。我想做任何对你们俩有好处的事。为了我们的利益，我想从他那里发掘出最好的东西，让他充分发挥潜力，为他所干的事情而感到骄傲。是的，我一直在为诺曼着想。我想我已经决定做一件极端有趣的事情。”
玛丽抬起头来看，她父亲在微笑，那样子使他变得很温柔。她感到一阵宽慰，旧有的父女之情油然而生。“是什么，爸？是对诺曼有好处的事吗？”
“这是件对他这个年龄的孩子非常美妙的事情。你也很高兴，我向你保证。给我一两天，周末我便能策划好。”
“呵，爸，我希望如此。”她把手伸过餐桌，抓着她父亲的手。她从孩提时起总好这样。“对诺曼尽量宽容些，他真的很甜蜜。”
哈里-伊温捏着他女儿的手。“我知道他是，亲爱的。别担心，我想使你们俩都幸福。”
贝尼塔-塞尔比日记。6月1日，星期一：“……此人叫杰罗尔德-特利帕莱特。他是位经济学家，在旧金山为一家私人公司工作，与空军有合同交易。昨晚，我与其他人吃过晚饭后，我便走出去到游泳池边乘凉，而他又在那里。我们坐下来，一直谈到半夜。我没有确切告诉他我干什么。因为，如果男人们发现你是在为查普曼博士工作时，他们对待你就会像对待护士一样。我说我在访问住在帕西菲克-帕利塞兹的一个亲戚。他在此地还要逗留三天，与阿纳克姆的什么人协商事情。他想今晚去参加在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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