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听说了刘见旭受伤，逢春连续几个晚上都梦见他。有一次梦见刘见旭面部血肉模糊，嘴是深深的血窟窿，轮廓不明显的双唇一张一合，牙齿也看不见，发出的声音却很清晰：“疼死了，把我疼死了！疼死了疼死了疼死了……
”还有一次，刘见旭扑上来紧紧抱住逢春，“呜呜”哭，哭够了，大声叫喊：“我要加入红卫兵！我要入团！我还要入党哩……” 逢春焦急等待马立忠给他捎来刘见旭姑姑的地址，但好多天没有消息。过了半个月，好不容易才收到马立忠捎来纸条，上面写着详细地址，并向他说明，前段时间见旭父母到西安陪护儿子，只留她妹妹看门，妹妹说不清姑姑的地址，只知道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前天刘见旭父亲回来，马立忠问清情况，赶紧托人给逢春捎信。第二天，赵逢春征得父母同意，骑车子去西安看望受伤的刘见旭。他家没有自行车，父亲替他借了何拴牢家的永久牌加重车子。“路上千万要小心，一天走不到就两天，慢慢骑。
黑了早早歇下，到村里寻个年龄大的人家借宿，嘴要甜，甭叫人讨厌……”临出门，母亲千叮咛万嘱咐。逢春全身上下以家织的粗布衣服为主。下身是夹裤外头套黑老布单裤，上身是白“背搭”（中式衬衫）套老布夹袄，只有外套是学生蓝军便装。
脚上穿着流行的黄胶鞋、草绿色尼龙袜子，仿佛为了进省城故意时髦一下。自行车后架上夹着深蓝色老布缝制的兜子，里面装着母亲准备的干粮——油葱花锅盔馍。布兜背带上拴着搪瓷茶缸，路上喝水用。从雷庄到邻近的蒲城县城，大约50华里路，逢春曾走过多次，很熟悉。
乡间土路，上坡下坡多，秋季多雨，路面坑坑洼洼。从蒲城县向西继续行进，他只知道富平县在蒲城西南，具体路线靠一路走一路问。已是初冬季节，路上行人稀少，为了问路有时要特意走到村里去。逢春想起村人经常讲一个故事：有个小伙是“瓷嘴子”，见人不懂礼貌。
出门在外迷了路，遇见一位老者，小伙子喊，“哎，老汉，往××村朝哪达走呢？”老汉眼皮不抬，下巴努了努，说，“嗯！”小伙按照下巴指引的方向前进，结果越走距离目标越远。等回过头来再见到老者，小伙懂礼貌了：“叔哎，麻烦你老人家给侄儿说一下，往××村到底朝哪达走呢？
”老汉说，“你是早早叫一声‘叔’，哪达还能跑冤枉路？”逢春问路，遇见男的依据年龄大小，甜甜地叫“哥”、“叔”、“伯”或者“爷”，遇到女的喊“姐”、“婶婶”、“婆”，保证自己不跑冤枉路。一路上，渴了到村里要一碗开水，饿了啃一块随身带着的锅盔。
在富平县境内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家里，老人非要逢春吃一碗干捞面，他再三推辞，要了一老碗面汤，泡了锅盔馍，就上主人家腌的萝卜缨子，美美吃了一顿。天黑时分，逢春走到高陵县境内。加重车子越来越沉，屁股早让车座磨破了，锐疼已经变成木疼。
实在没有力气了，他来到一户人家借宿，对明显处于家长地位的大伯说：“伯，叫我在你屋里住下，我掏一块钱店钱。”结果惹得大伯生气了：“再说给钱，走你的路！”大伯发一通脾气，反而让赵逢春心里热乎乎地，无限感激。
第二天中午时分，来自偏远乡村的18岁少年赵逢春昂然进入省城西安。这天阳光灿烂，小伙子骑车子热了，上身的军便服卷起来夹在车后架上，于是，一个满身中式老布衣裤，留着锅盖式“洋楼”发型，骑着加重自行车，满脸汗迹的小青年，成为西安街头引人注目的一员。
看啥哩，没见过？城里人是人，难道从农村来的就不是人？任凭你们怎么看，我就是这样子。咋哩，谁把我多看两眼半，能看出花样来？逢春发现自己吸引了很多眼球，而且那些人目光中带有鄙夷的成分，他在心里为自己壮胆。
因为故意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的表情有几分滑稽。啊呀，这就是新城广场？北面高大的建筑应该是省革命委员会。在全省产生巨大影响的许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我竟然骑车子跑到这地方来了！逢春一边骑车子穿过广场，一边想。
朝左拐个弯，到北大街了。朝南一望，啊呀，钟楼！提起西安，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钟楼和大雁塔，这两个著名建筑是古城的标志，就像一提起北京人们就会想起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一样。十一、二岁的时候，逢春随父母来过西安，也曾看到过钟楼，毕竟过去了六、七年时间，脑海里印象已经模糊，眼前的钟楼却实实在在，而且，自己和这个伟大建筑的距离正在不断接近！
可惜呀，要找的地方到了，今天走不到钟楼跟前，明天或者后天，一定要到钟楼四周看一看，有可能的话，上去参观参观。赵逢春打问着走进省广播电台大院。放下自行车，进了一座楼房，找到刘见旭姑姑的房子，很礼貌地敲门。
“你是？”门开了。一位三十来岁、剪发头、漂亮干练、很有气质的妇女用审视的目光瞅着赵逢春。“您是见旭他姑？我叫赵逢春，是见旭的高中同学，专门看他来了。” “啊呀，我是见旭他姑。你从粟邑县来？” “就是就是。
” “快快快，快进来，看你这一头汗。咋来的？” “骑车子。” “这么远的路，你骑车子？赶紧把东西放下，我给你倒水，先洗脸。” “不急，姑。”逢春比照刘见旭将他的姑姑也喊作姑，“见旭哩？” “唉。”见旭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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