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株常春藤依然在那里，爬在底楼的那扇窗户上，就像我在梦中见到的一样。这让我大惑不解。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做梦吗？我一动不动，在那扇窗户前伫立良久。我希望听见露姬的声音。希望她再叫我一次。没有。什么也没有。万籁俱寂。但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从居伊·德·威尔的那个时候起到现在，这一段时间已经流逝。相反，这段时间在某种永恒之中凝固了。我想起了当我认识露姬的时候试着撰写的那篇文章。我给它取名为
《中立地区》。在巴黎是有些中间地区、一些无人地带的，那里处在一切的边缘，处于中转过境甚或悬而未决状态。在那里能享受到一定的豁免权。我本来可以把那些地方称作自由免税区的，但是中立地区更确切。有一天晚上，在孔岱，我征询莫里斯·拉法艾尔的意见，因为他是作家。他耸了耸肩膀，冷嘲热讽道：“我的老弟，这事要您本人才搞得清楚……我不是很清楚您到底想说明什么……就用‘中立’好了，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吧……”康布罗纳花园广场，以及塞古和杜布雷克斯之间的那个街区，所有那些通向地面地铁天桥的街道统统属于中立地区，假如我在那些地方见到露姬，那并不是偶然。
那篇文章我已经遗失了。我用扎夏里亚借给我的那台打字机打了五页出来，扎夏里亚是孔岱的一个客人。我在文章的前面写了一句献词：本文献给中立地区的露姬。我不知道她对这篇作品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她并没有把它从头到尾读完。文章有些让人讨厌，里面按行政区罗列了划定这些中立地区的街道的名字。有时是一片房屋，或者一个更宽阔的延伸区域。有一天下午，我们俩都在孔岱，她刚刚读了那句献词，她对我说：“你知道吗，罗兰，我们也许可以到你文章里提到的每个街区各住一个星期……”
我在阿根廷大街上租了一个宾馆房间，它恰恰就处在中立地区。谁会去那里找我呢？我在那里碰到的很少的几个人从身份上来说一定已经死亡。有一天，在浏览报纸的时候，我碰巧在“司法公告”专栏看到一则加有边框的启事，这篇短文的标题是：“失踪声明”。一个名叫塔利德的人已经有三十年没在寓所里出现过，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因此大法庭宣布他“失踪”。我把这则告示拿给露姬看。当时是在阿根廷街，在我的房间里。我跟她说，我敢打包票，那家伙就住在这条街上，包括另外十来个被法院宣布“失踪”的人。而且，我下榻的那家宾馆附近的楼房每栋都标有“带家具出租”字样。这些楼房里可以自由进出，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可以在那里躲藏。那一天，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在孔岱庆祝拉欧巴的生日。他们灌我们喝酒。回到宾馆后，我们有些醉醺醺的。我打开窗户。我尽可能用最洪亮的声音高喊：“塔利德！塔利德！……”大街上空无一人，那人的名字异样地在大街上回荡。我甚至觉得那回声都在回响。露姬来到我身边，也跟着我一起喊叫：
“塔利德！塔利德！……”这个小孩子才玩的游戏让我们大笑不止。但我最后相信这个人马上就要出现了，我们会把在这条街上游荡的所有失踪者都唤醒。过了一阵子，宾馆的夜间守卫跑来敲我们的门。他用从坟墓里出来的声音说道：“请你们保持安静，好吗？！”我们听见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楼梯。这时，我的判断是，他本人就是一个失踪者，就像那个所谓的塔利德，以及所有躲在阿根廷街的出租屋里的人一样。
每次从这条街回我的房间时，我都会想到这些事情。露姬跟我说，她结婚之前，也曾在这个街区的两家宾馆里住过，那是在再往北去一点点的阿玛依埃街，还有星形广场街。那个时候，我们肯定有过擦肩而过却没有注意到对方的经历。
我现在还记得她打定主意不再回她丈夫家的那个夜晚。那一天，在孔岱的时候，她把我介绍给阿达莫夫和阿里·谢里夫。我抱着扎夏里亚借给我的那台打字机。我想开始撰写《中立地区》。
我把打字机安放在房间里的那张小小的硬叶松木桌子上。我已经在脑海里想好了第一个句子：“中立地区至少有一个优势：那里只是一个出发点，人们离开那里是迟早的事情。”我知道，一旦在打字机前面坐下来，一切都可能变得没那么简单。也许应该画掉这第一句话。还有后面的那句。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浑身是劲。
她必须回诺伊利吃晚饭了，可到了八点钟的时候，她依然躺在床上没有动弹。她也没开床头灯。我终于开口提醒她时间到了。
“什么时间到了？”
从她的口气中，我听得出来，她永远也不会再去乘坐在萨博隆站下车的那趟地铁了。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我坐在那架打字机前，敲打着键盘。
“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她对我说道，“可以打发时间。”
只需穿过大军林荫大道，就会迎面看见奥布里加多影城电影院。那天晚上，我们俩谁也没有专心看电影。我感觉放映厅里没什么观众。这些观众是不是一家法院宣布“失踪”很久的那些人呢？还有我们自己，我们又是什么人呢？我时不时地扭过头去看她。她没在看银幕，而是低着头，仿佛陷入了沉思。我担心她会突然站起来，又改变主意，决定返回诺伊利。没有。她一直呆到电影结束。
从奥布里加多影城电影院里出来后，她好像松了一口气。她告诉我，从今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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