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的路径所形成的最阴暗的线条上，我觉得我们的行为和生命所激起的回响都被这一团团的鹅毛大雪所窒息了。
以后，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开始在晚上把一些人请到山区木屋里来。维尔德梅尔也不再害怕别人认出他来，老是出去抛头露面，和人们逗笑取乐。有时到我们那里的人一来十几个。甚至常常还要多，而且总是在半夜前后突然到来。接着，联欢会就在另一间木屋里疯狂地进行下去。德尼兹和我，我们总是回避着他们，但是弗雷迪请求我们留下来，他是那样的诚心诚意，以致有时我们只好听从他的安排。
我现在还能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些人。有个很活泼的、棕色头发的家伙，没完没了地叫人同他玩扑克牌，他乘坐的一辆汽车是在卢森堡登的记；另外有个人叫“安德烈-卡尔”，穿着红色的粗毛线衫，头发金黄，脸部因长途滑雪而呈棕褐色；还有一个穿着黑丝绒的披风．身体很强壮，我记得他总是象一只大熊峰那样闲不住住……此外，就是一些女运动明星了，其中一个叫“雅克琳”，一个叫“康庞夫人”。
在晚会达到高xdx潮后，有时人们会突然熄掉起居室里的灯光，这时一对对男女便离群钻进一间卧室里去。
“基里尔”，就是嘉·奥尔罗夫在萨洛金车站上碰到的、请我们一道上他汽车的那个，原来是俄国人，他的妻子是法国人，非常漂亮。我认为他是从事盒漆和铝制品①非法交易的。他常常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挂电话，我一再提醒弗雷迪说，挂那些电话是会引起对我们的注意的，但是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一样，早把一切谨慎小心置诸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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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当时，这些均为紧张物资。
一天晚上，正是“基里尔”和他的妻子把博布·贝松和一个叫“奥列格·德·弗雷戴”的人领到山区木屋里来的。贝松是滑雪教练，在他的主顾中不乏有名气的人物。从前他常常进行降下滑雪，因有几次没有跳好，受了伤，弄得脸上布满了累累的疤痕。他走路有点蹒跚，个子矮小，头发棕褐，是麦热夫本地的人。他喜欢喝酒，但这并不影响他每天早上从八点就开始滑雪。除了当滑雪教练以外，他还在加油站有个工作。他也就是以这个身份，拥有一辆汽车。它就是在我们抵达萨洛金时，我所看到的那辆黑色轿车。弗雷戴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嘉·奥尔罗夫以前在巴黎就见到过他，他经常到麦热夫来小住。看来，他是由不正当的生财之道谋生的，他买进一些汽车轮胎和零件，然后转手倒卖出去。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也从山区木屋里给巴黎打电话，我老听见他呼叫着神秘的“科默特停车场”。
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开始同弗雷戴攀谈呢？也许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目光真诚坦率，神情天真活泼，脸上总是无缘无故地挂着微笑。他对别人很关心，不停地问长问短：“您感觉怎样？”“您要不要暍杯酒？”“您与其坐在这把椅子上，还不如坐到那张长沙发上去呢！”“您昨天夜里睡得好吗？”……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眉头皱着，非常用心听你说话，仿佛你最有权威似的。
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处境，并且及时地询问我们是不是要在“山区”里久留。我回答他我们没有别的门路，他悄声告诉我，他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秘密地越过瑞士边界。我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呢？
我扰豫了一会，然后对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对我说每人要交五万法郎，还说贝松也参与其事。贝松和他负责领我们到一个距离国境线很近的地点。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一个专门协助别人偷越国境的老手——来接替他们，把我送过去。他们就是这样帮助过十几个人偷渡到瑞士去的。他还一一报出了他们的名字。我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考虑。他还要到瑞士去一趟，但下周就回来。他给了我一个在巴黎的电话号码：AUTeuil54—73，并说我如果很快打定主意，就可以去找他。
我把这些告诉了嘉·奥尔罗夫、弗雷迪和维尔德梅尔。“弗雷戴”干着帮人偷越国境的事，使嘉·奥尔罗夫感到很惊奇。她以前只是以为这个青年人有些轻佻，靠做投机生意勉强维持生活。弗雷迪认为，既然我们有多米尼加护照作掩护，就用不着离开法国。维尔德梅尔认为弗雷戴是个“小白脸”，还特别不喜欢贝松。他对我们断言说，贝松脸上的疤痕是假的，是他每天早上用化妆品颜料涂饰出来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出于运动员之间的互相瞧不起呢？的确，他不能忍受贝松叫他“低能汉”。至于德尼兹呢，她认为弗雷戴“很热情”。
这事很快就决定了。之所以这样快，也是由于下着雪的缘故。已经一个星期了，雪花仍飘不止。我又一次产生我曾在巴黎经历过的那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忖量着我们如果在这里停得太久，会不会中别人圈套。我向德尼兹详细地谈了我的想法。
过了一个星期，弗雷戴又来了，我同他和贝松一起商谈了偷越国境的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还第—次感到弗雷戴这样热情，这样值得信任。他那拍拍别人肩膀时的友好表示，他那明亮的眼睛，他那白洁的牙齿，他那奔放的热情，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很喜欢，——尽管嘉·奥尔罗夫常常笑着对我说，同俄国人和波兰人打交道，要提防着点。
那天一大早，德尼兹和我就打好了行李。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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