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出版商之间当然会有一层关系——20世纪30年代是这方面最腐败黯淡的时期——奥威尔猛烈抨击他认为的“评论圈中丑恶的现象”。当时，他一定已不安地觉察出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自己比起《观察者》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雇佣文人，还差几个档次。早在杰弗里·戈尔看到奥威尔的书上市前，奥威尔早已发现他的朋友杰克·康芒的书已在书架上了。任何文学时代都存在诸如此类的低水准的伎俩，强调这位来自爱来斯福德疗养院的人士指出这种弊端在世上的存在，我们想要指出，奥威尔是一个精明的、善于操纵他人的文人。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善于利用各种盟友以及具有同情心的朋友的关系。在他人生的这段时期，他很可能孑然一身，但他并不缺乏支持者。他的影响上达与之关系密切的有闲阶层，如康诺利（他即将出版的《希望的敌人》使他一跃成为誉满英国的年轻的批评家），下至为不足挂齿的各类周报卖命的底层文人，像杰克·康芒。康芒那时似乎同他这位哈福德郡的邻居关系密切。根据安排，他应该负责掌管奥威尔的乡下别墅。别墅的历任主人一针见血指出别墅缺乏便利的生活设施（奥威尔曾提醒他，“你知道，我的别墅太不像样了。”艾琳还提到没有热水、洪水易泛滥等不利因素）。
1938年8月份，奥威尔向他的母亲汇报说，他们已决定到摩洛哥度冬天，正在做一些准备。老布莱尔先生年事已高，80多岁了，一直身患疾病。奥威尔想去索思伍德小镇一趟看望父亲。他在爱来斯福特又待了两个星期，陶醉于茁壮生长中的庄稼，游览了梅德斯通动物园，然后在萨福克镇小住了几日才返回肯特郡准备这趟出远门的旅行（“冷茶是天竺葵上好的肥料，”他在一篇描述植物标本的日记这样写道）。奥威尔从过去的老板弗朗西斯·韦斯特罗普处买来了各种旅行指南，又为杰克·康芒收集了饲养山羊详尽的注意事项。从这些事情来看，碰到此类事情时，奥威尔并不是一个很在行的人。没想到，他和艾琳地理知识都很差，误认为法属摩洛哥毗邻地中海，而非大西洋。原先计划途经巴黎（奥威尔原本希望看望戴夫特夫人）与马赛，但这样就意味着要途经西班牙所属摩洛哥才能到达目的地——对于知道他们曾在共和制的西班牙待过的人来说，这是不明智的。最终，他们从蒂尔伯里乘船出发，沿途经过直布罗陀和丹吉尔港。他们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到达了直布罗陀。那里仍残有混乱的迹象。一艘西班牙的驱逐舰停靠在港口中，一侧留有巨大的弹孔，舰上还飘着共和党的旗帜。9月10日，他们到达丹吉尔港。墙上到处张贴着标语，支持佛朗哥的与反对佛朗哥的，奥威尔认为各占一半，不分上下。两人由于旅途的劳顿，身体都不太舒服。他们搭乘清晨的火车进入该国境内，终于闯过了迷宫似的海关，挺过了警察的严格盘查，在卡萨布兰卡等待行李的到来，等了近一天的时间，之后才继续前行到马拉克。这是第一个他们作短暂停留的地方。
法属摩洛哥在20世纪30年代于文人来说，是大受欢迎的享乐之地。伊夫林·沃1934年在这里住过——后来他的作品《暂停工作》讲到了这一阶段的经历。伊夫林写信给好友凯瑟琳·阿斯奎恩女士，时而以厌烦的口吻，时而又已大加赞赏的口吻详细叙述在非斯市妓院自己的行为（“这里真是快乐无比，有十五、六岁的阿拉伯的姑娘，每个只需10法郎和一杯薄荷茶就可打发”）。萨克凡瑞尔·西特韦尔也在1938年来过这个国家。在那次非同寻常的旅行中，西特韦尔身穿制作精美的上等西服，左右伴随着成群的艳丽佳人，两辆汽车浩浩荡荡，还有一名导游为其开道。当奥威尔与艾琳伫立在夕阳西下长老会广场的主广场时，西特韦尔为他们带来了半是辉煌、半是凄凉的无限遐思，尽管他的眼界是那么另类。
中间巨大的广场就像一个马戏场，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人挤人，人撞人。到处飞扬着尘土，人声鼎沸。混杂其中，一会儿就辨不清东西南北了。这就是长老会广场，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
除了奥威尔，还有许多外国游客踏过这片国土。西特韦尔在作品《毛里塔尼亚：武士，男人与女人》中描述了摩洛哥。在这里，他看到了壮观景色与传统文化的交融：蒙着面纱的妓女使人恍若回到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女巫调制灵丹妙药不禁让人不寒而栗（“一盘令人作呕的东西，里面混杂着蝙蝠或青蛙，……还有从镇里马尾后拖来的乌鸦尸骸”）。奥威尔对于摩洛哥之行只写过一篇文章（“马拉克”，发表在约翰·利曼的《新作品》上）。他目睹了贫困，列队行进的士兵——马拉克是法属的一个重要的驻军要塞——还有成群成群跟在装在棺材里的尸体后面的苍蝇。总的来说，他并不喜欢那里，尽管在那里待了6个月。“在我看来，摩洛哥似乎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国家，”他告诉康诺利：“这里没有森林，实际上也没有野生动物，”有的只是被贫困和旅游业所“腐化”堕落的城镇人民。他的健康至少没有好转，他对于自己在国家紧急关头没有挺身而出感到恼火：那段时期，张伯伦飞往柏林，以延迟战争的爆发。然而，摩洛哥之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插曲。在摩洛哥，他完成了《游上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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