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晚上，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睡在一处建筑荒地的草丛中。这是一个很冷的夜晚，我们都么怎么睡着。我记得，我到处找了几个小时才喝到一杯咖啡。自来到巴塞罗那，我还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现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之一。
教堂顶部的四个尖塔有如酒瓶一般。与巴塞罗那大部分教堂的命运不同，这座教堂在革命期间没有遭到破坏——据说，它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极具“艺术价值”。我想，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可以毁掉它，却没有那么做，这只能显示他们品位粗俗，尽管他们确曾将红黑相间的旗帜悬挂在踏尖上。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后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们和他道别，并交给西班牙朋友一些钱，摆脱他们给柯普买些食品和香烟。除此而外，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做到。在我们离开巴塞罗那以后不久，柯普被单独监禁，甚至不让外面的人给他送食物。
那天晚上，我们去拉姆拉斯大街，路过摩卡咖啡馆时，看到那里仍有国民自卫队士兵在把守。我一时兴起，走进咖啡馆，并和两个肩挂步枪、斜倚柜台的士兵闲聊起来。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哪位同志在五月战斗时曾在这儿执勤。
他们说不知道，就像许多西班牙人的惯常回答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弄清这件事。我说，我的朋友乔治?柯普被捕入狱，受五月战斗牵连将被审判，当时在这里执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这里的战斗，从而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我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为这件事提供证据。有一个与我谈话的士兵，面部表情呆板，不停地摇头，可能是因为交通嘈杂听不清我的话。另一个士兵则截然相反，他说，曾从战友那里听到过关于柯普的英勇行为，柯普是buenchico（一个好伙计）。
我知道他们所说的这些都于事无补。如果柯普被审判，当局就会像所有类似审判一样，使用伪造的假证据。如果他一旦被枪杀（我担心这极有可能发生），他的墓志铭将应该是：他是可怜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眼中的好伙计，身为丑恶制度的一部分，却保留了足够的人性，当他看到一项正当的行动时，就知道它是正当的。
我们过着一种非常生活。夜晚我们是罪犯，而白天我们是富有的英国游客——这是我们迫不得已假扮出来的。尽管夜晚只能睡在荒郊野外，但只要刮刮胡子，洗洗澡，擦擦皮鞋，仍会使你显得有些冠冕堂皇。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来像个资产阶级的模样。
我们频繁出入时尚生活区，在那里我们只是些陌生人。我们光顾高档餐馆，以标准的英国方式对待服务生。我生平第一次在墙壁上题字。在一些时髦餐馆的墙上，我尽可能而歪斜地写上：“马统工党永垂不朽！”虽然我一直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但我并没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整个事件似乎过于荒诞不经。英国式信念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他们”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其实，在政治大屠杀中，抱有这种信念极度危险。有一个要求全力抓捕麦克奈尔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许多人也都名列其中。
逮捕、突袭、搜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实际上，我们认识的许多人都已被关进监狱，只有那些仍在前线的人暂时幸免。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运送难民的法国船只，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子的人。 多亏英国领事馆的倾力交涉，我们才总算办好护照签证等手续。
领事在那个星期里肯定被此事弄得心烦意乱。我们应该尽早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晚上七点半有一趟开往布港镇*的列车，但通常迟至八点半才开出。按照我们的事先安排，我妻子预定了一辆出租车，然后打点行李，结算帐单，尽量在最后一刻才离开旅馆。
她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别人注意，否则旅馆的人肯定会去报告警察。我在七点左右来到火车站，却发现列车已经开出——6：50就开走了。火车司机大概和往常一样临时改变了主意。幸好我们及时通知了我妻子。第二天早晨还有一趟开往布港镇的列车。
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晚餐，经过谨慎打听，我们发现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个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为人相当和善。他给我们开了一个三人房间，当然没有报告警察。这是五个夜晚以来我第一次没有和衣而眠。
————————————————————— *PortBou，西班牙边境小镇，靠近法国。——译者 ————————————————————— 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成功地从旅馆里溜了出来。火车晚点出发近一个小时。
我利用这段时间给作战部写了一封长信，对他们讲了柯普的案件——柯普无疑是被错捕的，前线急切地需要他，无数人将会证明他没有任何过错，等等。信写在撕下的笔记簿的纸上，字迹原本歪斜（我的手指仍然有点麻木），写西班牙文那就更加歪歪斜斜的了，我担心他们是否能够读得懂这封信。
无论如何，这封信和其他努力一样都没起作用。虽然我写了信，但此后六个月里，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杀害的话）依然关在监狱里，既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释放。起初我们收到过他的两三封来信。这些信是他托被释放的囚犯偷带出监狱，然后在法国寄出的。
信里说的反复就是这些内容——被监禁在肮脏阴暗的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