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小牢房里，食物既肮脏又少得可怜，由于卫生条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监狱拒绝给予任何医疗护理。我已经通过英国和法国的许多渠道证实了这一切。最近柯普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已经无法再与他保持联系了。柯普只是数百个遭受迫害的外国人之一，没有人知道再杂遭受类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终于，我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边境线。我们乘坐的列车挂有一节头等车厢和餐车，这是我来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的。直到最近加泰罗尼亚的列车也只有普通车厢。有两个侦探在我们的列车上四处悠转，随时记下外国人的名字；当他们转到餐车看到我们正在用餐时，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些地位高贵的人。
世事变化无常，真是奇怪极了。仅仅在六个月之前，无政府主义者仍在掌握权力时期，无产阶级的衣着打扮备受人们的尊敬。在从佩皮尼昂到塞贝尔的路上，一个和我同车的法国商务旅行者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不能穿戴成这个样子去西班牙。
赶快收起高衬领和领带，否则到了巴塞罗那人们会从你身上扯下来的。”他说的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不过这也至少表明人们是如何看待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变化的。进入西班牙边境后，果然有一个无政府主义卫兵盯上了一个穿戴考究的法国人及其妻子，我想大概仅仅是因为他们看起来资产阶级味道太浓厚了。
然而，如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资产阶级的衣装打扮成为一种逃避灾难的最好办法。在签证办公室，官员们在一荦卡片上——嫌疑犯索引上仔细查找我们的名字，幸亏警察的效率低下，我们的名字尚未被列上去，甚至也没有麦克奈尔的名字。
我们从头到脚都被搜查过了，但没找出什么犯罪证据，除了我的遣散证明。而搜查我的士兵也不知道我所在的29师就是原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我们总算逃过了这一关。整整六个月之后，我再次来到了法国的土地上。我仅有的西班牙纪念品是一只山羊皮水袋和一盏小铁油灯，阿拉贡的农民用这种灯来点橄榄油。
这种小油灯的形状和两千多年前罗马人使用的赤陶灯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我从一个被毁坏的小屋里拣到的，无意中装进了行李袋。 事实证明，我们逃跑得非常及时。我们所看到的首份报纸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间谍罪缉拿麦克奈尔的消息。
西班牙当局宣布这一消息显然有点操之过急。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不可以被引渡的*。 ————————————————————— *在西方国家，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译者 ————————————————————— 当离开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宁的土地时，我不知道应该先干哪件事。
结果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到烟草店，尽量多买些雪茄和香烟，直到衣袋塞不下为止。然后我们到自助餐厅要了杯茶，这是几个月以来我所喝到的第一杯加鲜牛奶的茶。几天以前我就经常在想，到了法国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要香烟，都可以买到。
可我同时又有点期待见到烟草店大门紧闭，窗口挂着“烟草售罄”告示的那种情景。 麦克奈尔和科特曼准备到巴黎去。我和妻子则在巴纽尔车站——这条铁路线上的第一站——下了火车，我们感到非常疲劳，必须休息一下。
在知道我们来自巴塞罗那后，巴纽尔的人们并没有友好地接待我们。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们：“你来自西班牙？战争中你站在哪一边？站在政府一边？哦！”——接下来就是明显的冷落。这个小镇上的人似乎坚定地支持佛朗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有许多支持法西斯的西班牙难民经常来这里并散布影响。
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馆有个侍应生就是一个坚决支持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每次给我上饮料时，他都要对我非常轻蔑地扫上一眼。然而，到了佩皮尼昂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里的人对西班牙政府的党派很不友好，但同时所有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也在进行有如巴塞罗那那样的相互倾轧和斗争。
在一些咖啡馆里，只要你提到“马统工党”几个字，你就能够马上交到法国朋友，连侍应生都会对你笑脸相迎。 我和妻子在巴纽尔停留了三天。奇怪的是，这段时间里我们心神不宁。这是一个远离手榴弹、机关枪、购买食物的长队、宣传和密谋的偏僻宁静的海滨小城，照理说我们应该深感宽慰和满怀感恩之心。
可是，我们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并没因远离而在脑海中消失。相反，那一切好象仍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比以前更加栩栩如生。我们不断地回忆、交谈，甚至梦回西班牙。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常自我安慰地设想，“等我们离开了西班牙”，我们将到地中海岸的某地过上一段安静日子，也许还会去海边钓钓鱼。
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心里却又产生了某种厌烦和失望。天气很冷，一阵阵大风吹过海面，黯淡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漂浮在海面上的包裹着杂物、软木塞和鱼内脏的团团泡沫不停地拍打着岩石。说出来别人也许会以为我们有些精神错乱，我们俩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
虽然这样做可能对谁也没有好处，甚至会遭遇杀身之祸，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其他人关在一起。我感到几个月来的西班牙经历对于我的特殊意义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记录了一些事件的大致概况，但我无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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