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关系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结婚”。
“你没必要现在就说实话！你不是在征取被派往罗马”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到。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兴奋地开始计画，他将带我去看那些建筑，那些博物馆；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但他仍找了位私人教师，个别辅导他的口语。我的心似乎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lawerence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保他保住外交官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扰。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什麽嘛?”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发的，fbi绝对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到：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麽快——我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当愿我听错了，还希望这是那些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人决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了，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lawerence，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很费些劲才听懂。他的话题渐渐转向他的小女儿——一个从南韩过继来的小女孩。整整一小时，他在与我探讨这个三岁的小姑娘的心理与行为。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来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吓人。审问者倒是很客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特有的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ＦＢＩ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个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lawerence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早就看透了这种事——我父亲在共产党那边一次次被审查，审讯；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最多的是这种审问的记忆！我以为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度……”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严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lawerence在那边顿时沈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处于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明白了“人权”这字眼，而明白之后，又必须对这种神的权利一再割让。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象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的践踏过来。
lawerence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的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务安排，住房，津贴计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嘴哈哈大笑，有种真的山东豪爽。当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时，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麽样，你和lawerence什麽时候结婚?”
“还没有计画呢。”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可不容易精确地重复。
“这个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都问了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嘛?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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