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
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麽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一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有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的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麽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lawerence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为了我！”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lawerence，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在那边炸了：“你怎麽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罪犯嫌疑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麽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
“让他们测验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话，怕什麽?！”我也大起声，心更委屈，觉得自己忍让至此，他倒毫不领情。“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该答应你的求婚，不该到这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了。原来，我并没有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我仍在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达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麽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并且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两个国家，两个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势力范围而勾心斗角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象你想的那麽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lawerence回去后，打电话高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级做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改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与他讨论起罗马的日程来。电话刚搁下，门铃响了，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呆了：来者竞是那位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是发现你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查了我房间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麽？”我问道。“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我的坏的英文还是我的坏的教养。“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我也不看他，忙说：“好的。”心想，事情还能坏到哪儿去，坏到头，不就改好了?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ＦＢＩ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ＦＢＩ?”他大吃一惊：“这件事与他们有什麽相干?这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ＦＢＩ怎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他逐渐显得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这些人是ＦＢＩ的?”
“我去了他们在芝加哥的总部。”我说。“活见鬼，他们有什麽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睁圆眼睛，向我张开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他带推敲地说：“我接到上级通知，说你和lawerence宣布结婚，我才来对你们例行调查。完全是例行公事！ＦＢＩ告诉对你审查的理由了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无理的?”
我摇头松耸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ＦＢＩ少了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麽时间?”“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看上去很焦虑。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ＦＢＩ总部，坐在待客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的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着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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