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无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看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麽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象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竞是lawerence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去。lawerence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讲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带的那块牌子。“你交了吗？”我问。“我坚持要他们那收据来，我才交……”
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麽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ＦＢＩ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麽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沈默着，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麽沈重，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国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麽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