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话听起来既傲慢又神秘，就像在谈及像他那样的人永远也无法明白的人类经验。但是我的话听起来却只有暴躁和歇斯底里。就连没那么精明的人类灵魂观察者，也能在我的执意否认中，看出我只是拿基娅拉当幌子。然而，比较精明的观察者，却能以之为引子，导向完全不同的真相：推开那扇门，但后果请自负——相信我，你不会想听的。
或许你应该及时掉头离开。但我也知道，只要他对真相稍微露出怀疑，我就会尽一切力量让他再度陷入茫然。然而，如果他毫不起疑，我慌乱的言辞可能同样使他孤立无解。到头来，比起他继续追究，搞得我作茧自缚，倒不如让他以为我对基娅拉有意思，这样我还更开心一些。
无言——我可能会承认我从没为自己设想过一切会如何，也并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什么要去坦白。无言——我可能会更愿意跟随身体的渴望，而不是去讲提前几小时准备好的俏皮话。我可能会脸红了又红，因为我曾经脸红、胡言乱语，终至崩溃——那时我将处于何种境地？
他又会说些什么？与其再多花一天勉强做出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决定——回头再试，我想，倒不如现在就崩溃。不对，他最好永远不知道。我能忍受。我能一直、一直忍受下去。我甚至不惊讶自己能如此轻易接受这一点。有时候，忽然之间，我们之间会迸发出温柔时刻，那些我渴望向他诉说的话几乎就要脱口而出。
那是我所谓的绿色泳裤时刻——即使我的颜色理论完全被推翻，我已经没信心再在“蓝色”日子里期待友善，或在“红色”日子里小心翼翼。音乐是我们很容易聊起的话题，尤其是我坐在钢琴前，或他希望我用某某风格弹点什么的时候。
他喜欢我在一首曲子里融合两位、三位甚至四位作曲家的风格，再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改编。有一天，基娅拉哼起一首流行歌。那天风大，没人去海边，甚至也没人在户外逗留，我即兴弹起一首勃拉姆斯改编自莫扎特的变奏曲，我们的朋友突然都聚在起居室钢琴的四周。
“你是怎么做到的？”有一天早上他躺在“天堂”时问我。“有时候，理解艺术家唯一的方法，就是设身处地，走入他们的内心，其他的一切就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我们又谈起书。除了父亲之外，我很少跟任何人谈论书。
或者我们谈音乐，谈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谈美国的大学。或者还有维米尼。某个早上，她第一次打扰到我们时，我正在改编勃拉姆斯《亨德尔主题变奏曲》的最后几段变奏。她的声音驱散了上午十点前后浓郁的暑气。“你在做什么？
”“工作。”我回答。趴在泳池边的奥利弗抬头看了看，汗水从他的肩胛骨间倾泻而下。“我也是。”她转身问奥利弗同一个问题时，他说。“你们在聊天，不是在工作。”“一个道理啊。”“我希望我能工作。可是没人肯给我工作。
”从来没见过维米尼的奥利弗抬头看我，一副完全无助的样子，完全不清楚我们在说什么。“奥利弗，这是维米尼，我们如假包换的隔壁邻居。”她伸出手来，奥利弗跟她握了握手。“维米尼的生日和我同一天，不过她才十岁。
维米尼也是天才。对不对，你是天才吧，维米尼？”“他们是这么说没错。但在我看来我可能不是。”“为什么？”奥利弗问，语气尽量不显得太小心翼翼。“如果老天将我造就为天才，品位未免太差。”奥利弗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惊讶：“你说什么？
”“他不知道吧？”她当着奥利弗的面问我。我摇摇头。“他们说我可能活不久。”“你为什么这么说？”他看起来震惊极了，“你怎么知道？”“大家都知道。因为我有白血病。”“可是你这么美，看起来这么健康，而且这么聪明。
”他反驳道。“如我刚才所说，这不过是个冷笑话。”奥利弗正跪在草地上，手里的书差点掉地上。“或许你哪天来读书给我听，”她说，“我人真的很好——你看起来也很好。那么，再见喽。”她翻过墙。“对不起，让你见着鬼了，嗯…
…”你几乎能看出她想要收回自己错用的比喻。如果说那天音乐尚未将我们的距离拉近哪怕几个小时，维米尼的意外现身却做到了。我们整个下午都在谈她。我不必找话说。几乎都是他在说话、问问题。他被迷住了。就那么一次例外，我谈的不是自己。
他们很快成为朋友。早上维米尼总是在他晨跑或晨泳回来后起床，然后他们一起走到大门，小心翼翼下楼梯，往巨石走去，坐在那里聊天聊到早餐时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或更深刻的友谊。我从来不觉得嫉妒，也没有人（当然包括我）敢介入或偷听他们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每次他们打开通往海滨的门以后，维米尼向他伸出手的模样。除非有较年长的人陪伴，她很少冒险走那么远。回想那年夏天，我永远无法理出事情发生的顺序。记忆中只有几个关键场景，除此之外，我还记得那些“重复”的时刻。
早餐前后的晨间惯例：奥利弗躺在草地上或泳池边，我坐在我的桌子旁。接着是游泳或慢跑。然后他骑辆自行车到城里去见译者。在另一座花园阴凉处的大桌子上或在室内吃午餐，总有一两位客人在“正餐苦役”时报到。午后时光，阳光充足，万籁俱寂，绚烂又奢侈。
那年夏天，我还记得一些琐碎场景：父亲总好奇我如何利用时间以及为什么我老是落单；母亲鼓励我，如果对旧友没兴趣，就去交新朋友，不管如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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