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弗雷迪载他去车站前几分钟，我帮他把东西装上车时，告诉他：“是我让他们选你的。”那晚，我快速浏览父亲的柜子，找出装有去年申请书的档案夹。我找到他的照片。敞开的衣领、大波浪衬衫、长头发，带着一点电影明星不情愿被狗仔拍照的架势。
怪不得我会盯着这张照片看。但愿我记得整整一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有什么感觉——满溢的欲望旋即带来欲望的解毒剂：恐惧。真正的奥利弗，和一个接一个、每天穿着不同颜色泳裤的奥利弗，或赤裸躺在床上的奥利弗，或斜倚在罗马旅馆窗台前的奥利弗——阻挡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快照时，为他描绘的那个不安又困惑的形象之前。
我看着其他申请者的脸。这个也不差。我开始好奇，若换作其他人来，我的人生会有什么转变。我大概就不会去罗马了。但我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我可能会对圣克莱门特一无所知。我可能会发现其他我已错过而且再也无从知晓的东西。
也可能不会有改变，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人。我想知道另一个人如今已变成谁。他会更快乐吗？我能否浸入他的生活几小时、几天，自己体验看看？不仅是要测试一下另一种人生是否更好，或者估量一下我们的人生如何因为奥利弗而渐行渐远，而且是要深思一下：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匆匆见上他一面，我会对另一个我说什么。
我会喜欢他吗？他会喜欢我吗？他或我能理解为什么对方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他或我会惊讶地得知，事实上我们都曾分别遇见过这样、那样或男或女的奥利弗吗？而且不管那年夏天谁来跟我们同住，我们依然非常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
母亲讨厌帕维尔，并且有可能会迫使父亲拒绝帕维尔推荐的任何人选，从而扭转了命运。我们或许是谨慎的犹太人，她说，但这个帕维尔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不准再有任何反犹太主义者踏进我家。我记得那段对话。那段话也铭刻在他的证件照上。
所以他也是犹太人，我想。接着，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做了当晚我一直想做的事。我假装不知道这个叫奥利弗的家伙是谁。这是去年圣诞的事。帕维尔仍在努力说服我们接待他的朋友。夏天尚未到来。奥利弗会搭出租车来。我会帮他拿行李，带他去他的房间，领着他走下通往礁石的阶梯到达海边。
如果时间够，我会带他四处参观我们家远至老火车站的地产，然后说说住在悬挂萨伏依王室标志的废弃火车里的吉卜赛人。几周以后，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能会骑自行车到B城。我们会停下来吃茶点。我会向他介绍那家书店。
接着我会带他去莫奈的崖径。一切都还没发生。第二年夏天，我们听说他结婚的消息，我们寄了礼物过去，我在里面加了一小句箴言。夏天来了又去。我常常想告诉他有关他的“后继者”的事，并渲染各种与我共享一个阳台的新邻居的故事。
但我什么也没寄给他。我一年后真正寄的唯一一封信，是为了通知他维米尼的死讯。他写信告诉我们他多么难过。当时他在亚洲旅行，所以信寄到的时候，他对维米尼过世的反应与其说是安抚了尚未愈合的伤口，不如说更像是轻轻擦破了已经愈合的伤口。
写信跟他谈维米尼，仿佛正在穿过我们之间最后一座步桥，尤其在我们显然不会再提我们的过往以后，或者，因此，我们甚至连提都不提。如果积极跟所有过往住客都通信的父亲还没告诉他，那么我也会写信跟他说，我即将去美国的哪所大学读书。
讽刺的是，奥利弗把回信寄到我在意大利的住址；这是另一个延误的原因。接着是几年空档期。如果我用床伴来为自己的人生加标点，如果这些人可以分为“奥利弗之前”与“奥利弗之后”两类，那么人生所能赠予我的最大礼物，便是将这个时间分隔标记往前挪了。
许多人帮我把人生区分为某人之前与某人之后的两部分，一些人带来欢喜和忧伤，一些人迫使我的人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其他人则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长期如天平支点般隐约出现的奥利弗，最终有很多后继者。这些人或让他失色，或将他降格为一座早期的里程碑，一条不重要的岔路，或是在前往冥王星或更远处的旅程途中一颗炽热的小水星。
想不到吧！我可能会说：认识奥利弗的时候，我还没跟某某邂逅呢。但人生少了某某，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年夏天，收到他最后一封信之后九年，我在美国接到父母来电。“你一定猜不到谁来我们家住两天。就住在你的旧卧房。
而且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当然早就猜到，却假装猜不出来。“你拒绝说你已经猜到了，其实已经透露了许多事实。” 道别前，父亲窃笑着说，接着父母争论谁该把电话交出来。总算传来他的声音。“埃利奥。”他说。我听见父母和背景中小孩的声音。
没有人会这样呼唤我的名字。“埃利奥。”我重复，意思是我在听，也为了点燃我们过去的游戏，证明自己什么都没忘。“我是奥利弗。”他说。他已经忘了。“他们给我看照片，你没变呐。”他说。他谈起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八岁和六岁，此刻正跟我的母亲在起居室里玩。
说我应该见见他的妻子，说他很高兴又回到这里。你不明白，不会明白的。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说，假装以为他是因为地方而感到快乐。你无法明白我到这里来有多快乐。因为信号的关系，他的话断断续续。他把电话交还给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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