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他聘请为他的律师。以此身份，我诚挚地请求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对丹妮尔·斯凯勒的谋杀案进行复查，请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纠正这一错误。普雷斯顿·博德斯事实上是清白的，本州判处的死刑已经让他在监狱中度过了大半生。
这一司法误判必须得到纠正。这一请求是博德斯先生诸多可选项中的第一个。我准备调查研究所有有助于改善其处境的选项。不过，我还是先写信给您。盼您迅速做出回复。此致敬礼兰斯·克罗宁先生博斯将信又读了一遍，然后迅速找到了科恩布卢姆给克罗宁的回信，信里他告诉克罗宁，他的请求已经被列为最优先事项，并恳请他在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重新回顾和调查此案件前不要采取其他任何行动。
显然，科恩布卢姆并不希望这个案子被捅给媒体或是提交给清白专案组织——一家私人出资成立的法律团体，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推翻错误判决的记录。如果被外部机构抢先发现无辜之人身陷冤狱，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大肆宣传司法正义的机构却后知后觉，那就是犯了政治性错误。
博斯回到序时记录表上。显然，克罗宁的信推动了整件事的发展。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找出卷宗，查看了证物档案馆，在那里找到了证物箱，并在镜头前拆开。在法医团队研究证物、寻找新的或是被忽视的证据时，两名警探则再次调查了这一案件，只是这一次是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视为最大嫌疑人。
博斯知道这并不是处理谋杀案的正确方法。他们以手头已有的嫌犯作为切入点，而非去寻找嫌犯。这使得可能性被大大缩减。在这次调查中，他们从卢卡斯·约翰·奥尔默这个名字入手，一直紧盯着这个名字。他们要证明斯凯勒被谋杀时他正在洛杉矶，这种努力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他们在一家广告招牌公司找到了他的工作证明，他在这家公司做过安装工，这似乎证明他当时正在洛杉矶，但没有找到住房记录或者任何可以证明他行踪的证人。这远不足以推动案件向前发展，但是之后实验室报告显示他们在被害人的衣物上找到了微量的精液。
这一物证并没有被现在的DNA证据计划存储，可这片衣物一直封存在纸袋里，状况非常好，所以可以用来和奥尔默及博德斯的样本进行比对。奥尔默的DNA样本已经在该州的罪犯数据库里，曾被用在审判中，将他和另外七起女性强奸案联系在一起。
但是博德斯的基因材料从来没有收集过，因为直到他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一年后，DNA才被允许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庭上使用，并允许执法队伍使用。塔普斯科特飞往旧金山，然后去圣昆廷采集到了博德斯的样本。该样本之后由独立实验室负责分析，该实验室还将从丹妮尔·斯凯勒睡衣上获取的证据和奥尔默及博德斯的样本进行了比对。
三周后，实验室最终称被害人衣物上的DNA来源于奥尔默，而非博德斯。仅仅是在序时记录表中读到这些就已经让博斯冒了一身冷汗。从前，博斯一直坚信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或者送进监狱的人都是确确实实的作奸犯科之辈，博德斯自然也不冤枉。
但现在，科学说他错了。他记起了那个海马吊坠，它的存在是对克罗宁最有力的回击。丹妮尔·斯凯勒最喜欢的首饰被发现藏在博德斯公寓里一个隐秘的地方，这是DNA无法解释的。有可能博德斯和奥尔默两人认识，共同实施了犯罪，但即便如此，藏匿被害人海马吊坠的博德斯肯定难辞其咎。
庭审时，博德斯辩称吊坠是自己在圣莫尼卡码头买的，和斯凯勒的一模一样也是他有意为之。陪审团当时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索托和塔普斯科特现在应该也不会相信。博斯翻回到记录表，很快就找出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在DNA比对结果出来后，这两位调查员一同前往圣昆廷提审了博德斯。
提审的完整文字记录就在这些文件中，不过记录表已经标明了关于海马吊坠的谈话所在的具体位置。塔普斯科特：跟我们说说那个海马吊坠。博德斯：那他妈就是个巨大的错误。我被关在这儿就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吊坠。塔普斯科特：为什么你说是“错误”？
博德斯：我的律师并不是最伟大的律师，明白吗？他对我关于海马吊坠的解释并不喜欢。他说这无法让陪审团相信。所以我们到了法庭之后，就试着去讲述一个没有陪审员会相信的故事。塔普斯科特：你因为喜欢，所以在圣莫尼卡码头买了个一样的海马吊坠，这个故事是你对陪审团撒的一个谎？
博德斯：没错，我对陪审团撒谎了。这是我犯的罪。你能拿我怎么办？把我列为死刑犯吗？（大笑）塔普斯科特：你的律师说陪审团不会相信的故事是什么？博德斯：是事实。警察在搜查我的住处时栽赃的。塔普斯科特：你是说针对你的关键证据是被栽赃的？
博德斯：没错。那家伙的名字叫博斯。那个警探。他既想当法官，又想当陪审团成员，所以就栽赃了证据。他和他的搭档都是黑警。证据是他放的，另一个人则听之任之。索托：打断一下。你是说在博斯还没有把你当作嫌犯前的几周，他从尸体上或者谋杀现场拿走了海马吊坠，然后一直带着，直到找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嫌疑人，栽赃给他作为证据？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这种说法？博德斯：那家伙对这个案子真的非常着迷。你可以查一查。我后来发现他的母亲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被谋杀了，你懂的。这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他一直都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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