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于复仇。但是当时已经太晚了，我已经被关在了这里。索托：你上诉过，也有律师，为什么三十年里都不曾提到过博斯栽赃的事情？博德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关心，是否有人会相信我。这是事实，但我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
克罗宁先生说服了我，让我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索托：为什么你的律师在审判时会说你不应该揭穿警察栽赃？博德斯：要知道，这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警察们无法无天，他们做任何事都能洗脱干净。
而我有什么证据吗？博斯就像是解决好几个大案的英雄警察，和他对抗我没有胜算。我知道的就是，据说他们在我的房子里找到了被藏起来的海马吊坠，还有其他一些首饰，而只有我知道那个海马吊坠不是我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它是用来栽赃陷害我的。
博斯又读了一遍这段简短的文字记录，然后翻到了后面附着的两处修订。一处是《加州律师杂志》关于博德斯原来的律师大卫·西格尔的讣告。在博德斯的审判十年之后，大卫·西格尔就从律师行业退休了，之后很快就过世了。
第二处修订实际上是索托勾勒出的时间线，显示了在调查过程中博斯是什么时候在最初报告上陈述丹妮尔·斯凯勒所珍视的海马吊坠失踪的。时间线也显示了自博斯拿到海马吊坠到他把吊坠藏在博德斯公寓之间的案情进展情况。
很显然，索托希望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博斯在案件中栽赃证据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博斯非常感谢露西娅为自己做的努力，相信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她才会私下提供那份案卷复印件。她希望他能够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并不是她的背叛，她已经努力保护过自己此前的导师，但该来的总是会来的，证据总是躲不掉的。
除此之外，博斯在三十年前的案子里栽赃证据的指控如今已经成了案件记录的一部分，随时可能被泄露给公众。显然，作为检察官，肯尼迪打算利用这一点迫使博斯对撤销指控的举动保持沉默。如果博斯反对，他的名声就会受损。
肯尼迪、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无法知道的是博斯心底最深处、最黑暗的地方所隐藏的想法：他并没有栽赃陷害博德斯，他一生中也从未栽赃陷害任何嫌犯或对手。正是这一份笃定给予了博斯坚定的信念和动力。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真相”。
一种是一个人的人生使命所拥有的无法改变的原则。另一种则是政客、骗子、腐败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随意扭曲和编造的说辞。不论他的律师是否知晓，博德斯在圣昆廷都对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撒了谎。在这种情况下，检方的调查从一开始便走上了歧途。
博斯确信，这是一个骗局，而他必须去把那些密谋诬陷他的人一个一个挖出来，无论他们藏得有多深。那份多年前可能犯下弥天大错的沉重和内疚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他可以轻装上阵了。博斯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沉冤终得昭雪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