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杂志。手提箱里没有可以移动的木板。多米尼克没有在手提箱里藏东西。博斯觉得这个手提箱有点怪，箱子里没有照片，也没有除了家人以外的信件。博斯小心地把东西装回箱子，然后放下盖子。之后，手电灯光像是照到了什么东西。
他认真地查看盖子内侧，把手电筒斜照在盖子的一面，发现内侧木头上有几行污点。博斯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扯下胶带时上面的黏合剂留下的。多米尼克一定在盖子内侧粘过什么东西——多半是照片。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士兵常常把手提箱当高中时的储物柜用。
博斯回想起许多士兵曾把女友、妻子和孩子的照片贴在手提箱里。有时他们也会贴上孩子们寄来的画和杂志的中间插页。博斯不知道手提箱里粘着的东西是多米尼克自己拿下来的，还是海军处理阵亡士兵遗物时拿掉的，但他对多米尼克自己寄回家的那个箱子更感兴趣了。
他打开多米尼克寄回家的纸箱，拿手电筒照在上面。纸箱里放的显然是对多米尼克相当重要、希望能在服役临近结束时寄到奥克斯纳德的东西。顶上放着两套折叠好的便服——多米尼克在越南不允许穿的非军队服装——包括牛仔裤、斜纹裤、带领子的衬衣和黑袜子。
衣服下面是双匡威鞋和一双闪亮的黑靴子。尽管士兵不允许穿便服，但拥有便服却很普遍。执行完任务回家和到外国城市出差时，如果身上穿着军装，就很可能会和反战的普通市民发生冲突。但博斯知道拥有便服还有另一个目的。
在一年的值勤任务中，每位士兵每六个月有一周的假，每九个月有次备用假期——备用假期得等飞回去的班机上有空位才能享用。军方规定了五个休假目的地，但没一个在美国本土，回国是不被允许的。但带便服的士兵可以在火奴鲁鲁的机场换衣服，然后回到机场登上前往洛杉矶或旧金山的航班——只要能躲过在机场监视的宪兵就行。
上前线以后留一头长发对偷跑回国也有好处，多米尼克也许正是为了这个才留的长发。没有胡楂，留着平头的话，即使穿着便服也可能被宪兵认出来。拥有一头长发就不用太担心了。博斯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就偷跑回国两次，一九六九年回到洛杉矶和女朋友一起待了五天。
六个月之后，尽管和女朋友已经吹了，但他还是回了一次国。多米尼克是在去越南十一个月后阵亡的，这意味着他至少有一次休假，甚至可能有两次。兴许他还偷跑回过加利福尼亚。博斯在衣服下面找到一个小型盒式磁带录音机和一个照相机，录音机和照相机都放在原包装的盒子里，盒子上还留有岘港军中服务社的价格标签。
旁边工工整整地摆放着两排磁带。纸箱里也有条好彩烟和一只之宝打火机，这只打火机已经用过了，打火机上刻着个海军医务兵的臂章。纸箱里有本皱了的托尔金的《指环王》，还有多米尼克在海军服役的不同地方买的串珠项链等纪念品。
看着这些物品，博斯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越南他也读过托尔金的小说。老兵们很喜欢这部小说，这部有关另一个世界的狂想曲使他们脱离现实，暂时忘记了置身战场的事实。博斯看着塑料磁带上的乐队名和歌手名，想起自己在越南也听过同样的音乐：亨德里克斯、奶油乐队、滚石乐队、忧郁蓝调乐队，等等。
熟悉的音乐令他想起在东南亚的经历以及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岘港白象码头卖项链的女孩们也卖大麻，她们卖的都是十包装的，能完美地装在香烟盒里，便于在丛林里携带。如果你想多带一点，买个可乐罐假装封好盖就行。抽大麻的现象很普遍，士兵们都这样想：“已经被送到越南了，即便抽大麻被抓又能怎么样呢？
”博斯打开那条好彩烟，拿出其中一包。和他猜测的一样，里面放着十支用保鲜的铝箔精心卷好的大麻，他想其他几包必定也是一样。多米尼克一定在服役时养成了抽大麻的习惯，希望在回家以后还能有充足的存货。博斯觉得这很有趣，因为这让博斯想起了在越南时的记忆，但他在纸箱里没有立马找到能进一步证实惠特尼·万斯是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父亲的证据。
这是他上阁楼的目的——证实惠特尼是多米尼克的父亲。如果要向惠特尼报告他的血脉断在西宁省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就必须确保告诉老人的一定是事实。他把那包烟重新装回盒子里后放在身旁，然后接连拿出放着照相机和录音机的盒子。
博斯正琢磨照相机拍下的照片会在哪里时，突然发现纸箱底部放着一些照片和一个放有几卷底片的信封。大概是几十年没见光的缘故吧，这些照片都保存得不错。他把两排磁带从箱子里取出，想拿到那些照片。他怀疑多米尼克故意把照片藏在底下，生怕家人在他回家前会把箱子打开。
博斯把照片摞在一起，然后从箱子里取出。总共有四十二张，这些照片反映了他在越南的全部经历。其中有丛林的照片，有白象码头上越南女孩的照片，有博斯认出是“避难所”号医务船上的照片。颇为讽刺的是，其中竟然还有在直升机上飞越丛林和似乎无边无际的稻田时拍下的照片。
博斯既没按时间顺序，也没按主题把照片摞在一起。这些纷乱的照片再次让他备感亲切。但看到三张几百名伤兵簇拥在“避难所”号上甲板，观看圣诞夜船上鲍勃·霍普和科妮·斯蒂文斯的演出时，他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在第一张照片中，鲍勃和科妮肩并肩站着，科妮像是在唱歌似的张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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